随着环境立法的增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环境案件进入法院,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互动更加频繁,也逐步凸显了环境法的适用问题。虽然损害担责原则已经具有实定法律原则的形式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程度低,远远不及“谁污染、谁治理”这样简单直接的表述;在行政管制中也由于执法动力不足导致损害担责逐渐空洞化,与其在环境基本法中的应然地位相比名不符实;环境单行法律的立法也并未遵循这一表述。究其原因,损害担责内涵存在缺陷,当前对损害担责研究的相关理论较为松散,缺少核心观点,对预防性结果缺少应有的重视,受益者责任缺失,政府责任难以实现,无法契合损害担责原则的体系化发展需求;并且外延不断扩张,导致规制边界模糊。如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便是其可适用性越来越低,适用的效果也难以保障。在外部条件上,对政府责任监管的问责机制较少,导致政府适用损害担责原则这一环节缺少动力。这些现象及原因体现了当前构建损害担责原则的相关理论范畴以及建立保障制度的需求。从当前的适用困境出发,运用法律原则解释的方法,对损害担责原则的理论与制度进行更新和完善:首先在理论上要重视损害担责原则的预防性和救济性作用,重视其作为裁判规范和环境管理规范的功能;其次在责任主体上,确定受益者补偿作为基本内容之一,通过机制安排,赋予政府追偿权,高效实现该原则的成本分配功能;再者在责任强度上,增加对主观故意因素的考量,合理分配损害担责制度下的义务、责任;最后在责任保障上,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和问责机制等配套机制。本文意图通过对损害担责原则内涵的重构和外部实施条件的完善,提高该原则的可适用性,最终增强法律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