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翻译活动最为盛行的时期之一。“乌托邦”这一概念及其思想内涵,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译入中国。本研究借鉴历史学科的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范式,考察乌托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与接受历程,分析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Utopia”由西方传入中国,因其概念的模糊性勾连起诸多文化翻译的问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加以考察。事实上,乌托邦在晚清中国并非凭空生成,其译介关联着进化论、佛学复兴、社会主义、小说界革命等重大议题,勾勒出晚清思想史的一条脉络。超历史与超语境地探讨“乌托邦”概念,只能得出空泛的结论。因此,本研究尝试回到历史的现场,思考时人是如何理解、翻译、阐释、乃至展演乌托邦的。“Utopia”这一概念,又是如何脱离摩尔的原著,经历跨语际的旅行进入中国,并最终被定名为“乌托邦”的。通过对乌托邦概念在晚清的译介历程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乌托邦”这一陌生的外来概念,晚清知识分子们从历史记忆中唤醒了“华胥”、“华严”、“大同”、“无何有乡”等传统概念,自觉地用它们来比附和翻译“乌托邦”,从而为“Utopia”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此同时,这些被挪用的本土资源,也由于“乌托邦”理念的渗入,开始生动而强烈地表现出一种新取向与新姿态。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延续了传统,一方面又接引了新知。任何概念或思想要深入人心,尤其是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必须依仗较为通俗的媒介。而在晚清,担负起这一媒介任务的,毫无疑问是被梁启超誉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通过对两部乌托邦小说在晚清的翻译与接受情况的研究,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种种“以西化中”或“以中化西”的翻译策略,建构起变异的乌托邦视野;而这种变异的乌托邦视野,又为时人提供了文学创作的范本与社会建设的蓝图,促使他们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设计出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乌托邦方案。这些经过编译与变异的乌托邦方案,既体现了晚清社会寻求变革的内在诉求,又是晚清社会理想发生现代转型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