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戏剧批评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戏剧批评。“十七年”戏剧批评有着鲜明的政治美学特征,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规定着戏剧批评的发展趋向和美学话语,反过来,戏剧审美批评则在在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有形或无形的强力渗透和影响。政治美学的话语内涵有着古今中外丰富的批评资源的有力支撑。从《礼记·乐记》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出政治美学批评资源的一脉相承。作为概念的政治美学,其核心内涵就是诉诸文艺的极致的意识形态教化,致力于以对审美的教化将个体置于约束的政治框架之中,与追求将个体从政治与伦理的教化束缚中解救出来实现自我的启蒙美学正构成一组对立性概念。具体到“十七年”的戏剧批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执政者政治美学思想及其戏剧批评实践无疑对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文化领导权的诉求和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追求也深深体现在“十七年”戏剧创作及批评的发展走向和具体实践当中。在执政者政治美学思想影响下,“十七年”的戏剧批评领域出现了若干富有争议并引发辩驳的理论话题。在戏曲领域,批评家们围绕“推陈出新”这一戏曲发展的根本方针展开辩驳,阐释这一话题的微言大义。作为政治美学的示范性文本,在对现代戏的批评讨论中,凸显了现代戏发展的政治与艺术困境。在有关鬼戏与神话剧的论争中,暴露出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评所导致的悲剧性后果。话剧领域的批评则显现出政治美学与启蒙美学的对立纠葛。批评家们围绕“第四种剧本”的主题意义和思想性展开探讨,并对其“讽刺性”特征进行历史和学理层面的辨析。在对这一时期历史剧的批评中,批评家们不仅对其出色的文本实践进行了评析,还针对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以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政治美学思想影响下的“十七年”戏剧批评,开展正常学术批评的空间愈趋狭小,政治批判的态势则愈趋明显和强烈,批评的政治单一性逐渐取代了学术多样性,以至于戏剧批评发展到“文革”阶段,“三突出”理论竟成为这一时期仅有的戏剧批评话语。与此同时,启蒙美学的思想表达和形象展现永远处在一种“突围”的尴尬境地,只能在政治美学主动“撤离”或无暇顾及的短暂瞬间才得以破土而出。惟其如此,启蒙的意义才愈发显得深远。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批评者应自觉维护学术批评的独立性姿态和理性立场,谨守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适当距离,在多元化的批评环境中,坚定弘扬启蒙理性和现代精神,为中国戏剧走向真正的现代化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