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曾发生数千起针对黑人的私刑(lynching),白人暴徒毫无顾忌地杀害黑人,并宣称其目的是为了惩罚罪犯以实现正义。然而,大量私刑受害者被肆意贴上了“强奸犯”、“杀人犯”等标签,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受到任何犯罪指控依然被施以暴行,而暴民们常常表现出无视法律的态度。事实上,私刑并不是控制犯罪的手段,而是白人暴徒针对黑人的种族控制工具。19世纪后半叶,当黑人求助于联邦最高法院时,联邦最高法院却以“州行为”(State action)原则为由,放弃了对私刑受害者的保护,这样的判决使得恐怖私刑和社会不公进一步蔓延。到20世纪时,白人暴徒竟直接挑战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威,闯入监狱私刑处死联邦囚犯。至此,联邦最高法院终于意识到了私刑问题的严重性和维护法治的紧迫性,开始转变对待黑人私刑①问题的态度。从判处治安官和私刑暴民藐视法庭罪,到裁定由白人暴民主导的审判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法院应免费为死刑案件中的贫穷被告提供律师帮助,再到对私刑暴徒做出有罪判决,进入20世纪后联邦最高法院对待私刑问题的态度历历可辨,极大地抑制了私刑的发生。在黑人私刑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不仅有司法理念、法官构成等内部因素的作用,同时也受到联邦制发展、社会现实变动和公众舆论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联邦最高法院对待私刑的态度虽有所差异,但都从总体上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民意。整体而言,联邦最高法院对于黑人私刑问题的消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