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活动的多阶段性和程序性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特点,而以单一行政行为为基础建构起的行政诉讼制度需适应这一转变。特别是在征收补偿案件中,“连环诉讼”成为困扰行政审判的重要难题。征收补偿案件“连环诉讼”所反映的前置行为审查成为司法需予以回应的重要任务。征收补偿案件中前置行为包括多种形态,既有内化为内部行为的前置审批行为,也有因不具有终局性而成为过程性行为,还有前后具有依据关系的独立可诉的行为。行政诉讼中“一行为一诉”的案件受理要求,受案范围的不甚明确、起诉期限和管辖的要求都对前置行为审查设置阻碍。相较于日本运用违法性继承理论作为权利救济的例外弥补出现,我国的前置行为审查旨在促进法院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基础上,放眼于整体行政活动对相关行为予以回应,而非对前置行为仅作形式化考察。基于征收补偿案件中前置行为的类型化,司法审查包括两条路径,首先对于属于不可诉的前置行为,需法院在对本诉行政行为审查时,对前置行为予以回应。对于内化为内部行为的前置审批行为,不应仅作为后续行政行为的依据而只作形式性审查。特别是对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案件中前置审批具有实质决定性时,法院应审查前置行为是否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其次对于属于受案范围的前置行为,若当事人对前置行为正在诉讼,则后诉行为应中止审理;若当事人未对前置行为起诉,法院在后续行为审查时也不应仅做简单的形式依据,特别是前后行为做出主体一致时,应对前置行为有限度审查;若前置行为已过起诉期限。法院对前置行为的重大明显违法标准和一般证据审查标准符合当前对前置行为的审查强度,但随着我国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发展,对前行为的审查应从无效标准向一般违法标准拓展。征收补偿案件前置行为审查仅是司法面向的应对措施。回溯立法,特别是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案件在立法阶段仍需对行为的阶段性做进一步的梳理。立法上的行为阶段性不明确,救济方式不明确会直接阻碍权利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