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纷繁复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养老观念的转变,养老机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纠纷日益增多,而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导致现有制度难以应对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问题。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仅能明确养老机构应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而对于其成立具有关键作用的合理限度却仅做了抽象规定,并未涉及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判断,导致司法实践陷入困境。本文从案例分析出发,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纠纷频发而法院在判断其义务的合理限度时遭遇困境,指出界定合理限度的必要性后,进而分析明确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及内容。通过对比我国与域外国家、地区关于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立法和司法情况,在吸收国内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相关规定,总结出我国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判定原则、标准及方法,即在界定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时要遵循适应性原则、期待可能性原则和区别原则,建立以软硬件安全保障义务为划分标准认定体系,结合严格限制义务来源和保护对象的方法来确定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对司法实践提供些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