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内渡士绅,是乙未割台后内渡大陆的一个特殊“地域历史人群”,是闽台近代关系研究中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群体。作为台湾社会的菁英人物,内渡之后,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紧紧相扣,渐次实现人生转型,最终在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涌现了一批可圈可点的优秀人才。本文所探讨的就是台湾内渡士绅如何转型、如何融入内地社会、哪些因素促使他们转型、他们的转型对台湾岛内士绅产生哪些影响等,并力图透过施士洁这一代表人物的分析来提供答案。施士洁是清末台湾文学一代宗师,在台湾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幼承庭训,弘扬家学,科举顺利,早成进士,与父亲施琼芳成为台湾唯一的“父子进士”。青年施士洁凭藉科举功名和诗文名气,被唐景崧延聘为台湾最高学府——海东书院山长等职,成为引领台湾士类、声望极高的名士。与文学史塑造的诗人形象不同,施士洁亦是一位台湾名绅。1860年代台湾由移民社会转为定居社会,台湾科举士绅阶层随之形成、壮大,施士洁作为名绅则介入台湾公共事务,在管理培元局、协助清赋、举办团练、调解案件、掌管盐务等方面留下新的作为。日本侵占台湾,中断了台湾社会发展的“内地化”进程,殖民政府推行以警察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彻底破坏在台湾生根发芽的传统乡绅制度,台湾乡绅的乡村社会主导权被警察侵夺,社会活动空间也被相关殖民机构挤占。遭遇制度威胁的台湾士绅,激于民族气节纷纷离台内渡,施士洁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返回祖籍泉州西岑定居,快速融入祖籍社会,成为泉南的一位知名乡绅,在乡村宗族事务、调解械斗、文教事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甲午战后,中国社会进入加速转变期,商品经济大潮对传统农村经营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维持“乡绅之治”的宗法体系渐次松动,促使施士洁开始向城市经济体靠拢,向新兴职业转型。在泉州、福州两地寻求机遇无果的情况下,施士洁迁居厦门,供职于厦门商务总会,’完成了由名绅向绅商的转型。随着商会的发展,绅商阶层成为地方经济命脉的掌控者和地方财政的提供者,实为地方政府仰赖的对象。在清末民初政权嬗替的特殊时期,以厦门商会领导人为主体的厦门参事会担负起地方的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成为地方社会稳定和市政管理的主导力量。在厦门商会的帮助下,施士洁出任厦门周边的马巷通判,代表着商会权力向地方政权的延伸,是绅商阶层在近代政治舞台的一次尝试。以施士洁为例分析内渡士绅转型,本文得出：一、中国传统乡绅制度的渐次破坏推动内渡士绅不断转型,同时得出日本侵台后台湾乡绅制度的破坏崩溃,也是士绅纷纷内渡大陆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二、内渡士绅的转型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变相契合,体现内渡士绅的历史进步性。三、清末民初的政治更替为内渡士绅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使他们登上近代政治、经济舞台,对日据台湾岛内士绅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产生极大影响。四、内渡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坚守民族核心文化,他们以旧文学为载体,开展与岛内士绅的文化交流,共同推进汉文化在日据台湾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