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五个部分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进行研究。对网络帮助行为是否进行规制的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对网络帮助行为的理解存在偏差，所以要对网络帮助行为的性质进行界定。论证网络帮助行为是否属于网络传播行为，则需先分析网络传播行为的内涵。只有以法律意义上的“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或制品”所为的行为为划分标准，将网络环境下的直接提供作品的行为与间接服务于提供作品的行为共同纳入到网络传播行为的中，才能够真正地覆盖各种传播行为，从而使网络传播行为的概念更加准确。1而由此可以看出间接服务于提供商品的行为即网络帮助行为是一种网络传播行为。另外，网络帮助行为的种类多样。因此，只有从刑事法律领域正确理解网络传播行为，才能理清网络帮助行为与网络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分析网络帮助行为的内涵而对其进行刑法规制。　　而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相关法律，不管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规制网络帮助行为的法律早已存在，而且两个相关的国际条约也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网络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网络犯罪的立法也相对较完善，其中的代表国家就是美国和英国。而我国在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时，才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一词，对于网络帮助行为的法律规定更是滞后，这些都是由于我国网络信息技术起步较晚。但网络帮助行为适用刑法规制也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不管是现实问题还是学说障碍。　　从法律层面与理论层面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的依据展开讨论。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涉及到了网络帮助行为的责任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责任规定更加明确。对网络帮助行为的性质认定突破了帮助行为的传统理论。学理上，于志刚教授指出在犯罪全面网络化的背景下，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在社会危害性和行为的独立性上都呈现出全新特性，给传统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评价体系和制裁体系带来了全面的挑战。　　在网络环境独有的利益格局下，更需要掌握刑法规制的力度。网络空间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空间，其本身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倘若法律过于规制网络中的各种行为，这只会阻碍网络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因此，网络帮助行为的规制必须依附于利益的平衡。一方面要对网络帮助行为进行规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影响网络新技术的正常发展。所以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