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爆炸”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日趋增长的诉讼案件数量已经使审判机构不堪重负。诉讼一般会耗费当事人数年的时间以及大量的费用,这一现象促使全球范围内开始进行司法改革运动,包括调解在内的替代性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成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常认为,现代调解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80年代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出现,90年代拓展至欧洲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南非。进入21世纪以来,这场波及全球的浪潮在其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拓展。现代调解的兴起大大开拓了人们在正义、司法和纠纷解决方面的视野,改变了传统的纠纷解决架构,塑造了一系列新的司法理念。调解与诉讼、仲裁、公证的联系日趋紧密,法院附设调解、仲裁调解、公证调解等纠纷解决的新模式由此形成调解的含义及基本原则。《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公约”)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又一里程碑式的国际公约。中国已经于2019年8月签署加入公约,目前仍待批准。将会给我国带来诸如促进商事调解的发展、完善商事调解立法、构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等利好。本文以国际商事调解制度为研究对象,国际商事调解而产生的协议称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根据商事调解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法理基础和法律规制。通过分析国际条约中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规定的条款执,讨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在何种情况下将被拒绝准予救济。与此同时,本文还分析了中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挑战,以及应该如何利用这次机遇,发展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第一章,介绍国际商事调解的历史沿革以及国际商事调解与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比较。主流观点中的存在着两种不同维度的调解,一种是传统意义上流行于亚洲、太平洋、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阿拉伯和穆斯林地区等有着悠久的历史国家的调解,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在美国出现并且正在全世界传播的调解。商事调解有着自愿性、灵活性、协助性、契约性四大特征,不仅发展由来已久,而且在解决冲突上有着仲裁和诉讼不可比拟的优点与价值。虽然对于商事调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争议一直不断,但是商事调解的高解决率、方便性使其越来越受到争议双方的欢迎。第二章,汇总、整理、分析国际商事调解的法理基础、规制途径以及目前的国际法规制。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能够通过一项公约获得跨境强制执行力,其法律基础来源于现代法治对于程序正义范式下的公平性、合理性、自治性的重新理解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扩展。从全球视角上看,调解规则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市场——合同规制、自律、正式的监管框架、正式的立法规定四种路径。《新加坡调解公约》对于能够适用其的和解协议从适用范围,形式需求以及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三个方面作出了规定,只有在全球对于这些标准作出统一,才能够给予本身仅仅具有合同效力的和解协议更高的地位。第三章,根据上述研究,国际商事调解下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虽然具有跨境强制力,但是缔约国仍有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本章对于影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效力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意思自治以及调解员不当行为在何种程序上影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效力。第四章,通过对我国国内对于商事调解以及调解员的相关立法进行梳理,分析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会对我国的法律制度带来何种机遇与挑战。中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与国内制度衔接以及适用方面并无大碍,将会促进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进而提高我国构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需要运用多种规制手段,包括行业自治、国内立法等与国际立法接轨。结语部分梳理全文的论证脉络,再次总结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独特性和优势,阐述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强调在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构建中,中国增强其中心地位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