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近20年来，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老年人口基数大、失能比例高。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带来的是日渐沉重的养老压力，特别是对于第一代子女来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处境十分窘迫，为了同时实现老年人“原地安老”及方便家人就近探望，嵌入社区的养老机构应运而生。但是在进驻社区过程中，养老机构遭遇了来自居民的强烈抗议，全国各地关于养老机构“邻避效应”的新闻层出不穷，冲突激烈程度、涉及范围造成的损失各不相同，结果却大同小异——要么就此搁置，要么直接作罢。以“邻避效应”作为研究主题由来已久、成果颇丰，但是将“养老机构”与“邻避效应”同作为关键词在知网上进行搜索时发现相关的研究甚少。基于此，本文选用长沙市L社区A、B两家养老机构先后出现的“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为例进行对比分析，讨论养老机构从“邻避”到“迎臂”转变过程中相关主体发挥的作用，从而对养老机构“邻避效应”规避和治理提出建议。
　　“邻避效应”的发生和解决都是多主体参与的结果。但是同一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类型“邻避效应”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承担的规避责任也各异。对于L社区两家养老机构来说，政府、媒体和专家是间接参与，而机构本身、居民、社区则是直接参与。但对于其它类型“邻避效应”，政府、专家、项目本身往往是直接参与者，其它主体是间接参与者，鉴于此，在厘清各主体在养老机构“邻避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情况下，分别从政府土地提供、机构标准化建设、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面保障机构进驻社区，其它主体侧重从冲突各阶段阐述，前期保证信息透明、保证居民知情权与参与权是规避“邻避效应”的有效措施，冲突发生时及时调解、积极与社区居民沟通，冲突发生后合理利益补偿是促进邻避设施成功推进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