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Maurice)是查士丁尼王朝终结时期的拜占庭皇帝(582-602年在位),他在6世纪多瑙河的边防经略与抵抗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入侵、维护帝国之多瑙河边境的安定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曾经活跃于欧亚草原西端的阿瓦尔人(Avars)和突厥人的势力相继越过第聂伯河,造成了多瑙河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震动,多瑙河沿岸地区的形势日趋复杂。与此同时,作为巴尔干霸主的拜占庭帝国却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盲目乐观的形势判断下,不顾内部压力,开始了对波斯的军事冒险。在帝国主要精力被吸引在波斯边境的情况下,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Slavs)不断在多瑙河以北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伺机向多瑙河南岸渗透,查士丁尼皇帝留下的看似稳固的边疆防御在极短的时间内便遭到破坏,多瑙河边防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一系列攻势已经真切危及到帝国在巴尔干的核心城市乃至帝国首都的安全,并严重影响了帝国对意大利的控制,是阿提拉帝国解体后,拜占庭所面临的最为凶险的边疆危机。阿瓦尔人在6世纪后半叶进入潘诺尼亚(Pannonia),通过结盟以及军事征服等手段确立了在潘诺尼亚地区的霸主地位,逐渐成为影响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势力,其实力和野心的增长直接威胁到拜占庭多瑙河边防的安全。6世纪80年代,阿瓦尔人攻克了多瑙河的锁钥之地西尔米乌姆(Sirmium),从而彻底打开了通向巴尔干诸省的道路。582至598年间他们又接连发动了对巴尔干的侵袭,甚至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而与此同时,分散居住的斯拉夫人部落也在阿瓦尔人的协助下,利用多瑙河防线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迁入多瑙河以南,造成了拜占庭在巴尔干地区基层统治的瓦解。在这种形势下,拜占庭皇帝莫里斯采用以军事打击为主,外交结盟为辅的手段,最终在反击阿瓦尔人的入侵的斗争中重新夺得了战略主动,暂时解除了帝国的西部边疆危机。莫里斯时期的多瑙河边境战争是古代晚期拜占庭国家战略文化与战略现实之间失衡的突出表现,也是602年多瑙河军队兵变及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直接诱因。无论是莫里斯皇帝在599年的胜利还是帝国对阿瓦尔人626年围城的挫败其成果都未能持久,反倒是他们的失败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莫里斯经略多瑙河的后果及后续影响至少有几个方面:第一,更加使6世纪末期已陷于捉襟见肘状态的拜占庭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激化了拜占庭的国内矛盾,最终酿成了拜占庭国内问题于602年的总爆发,继而导致了包括新一轮波斯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地震;第二,通过对阿瓦尔人的军事打击,拜占庭帝国暂时遏制住了阿瓦尔人的侵略野心,削弱了阿瓦尔人的实力,使得拜占庭帝国得以避免在新一轮波斯战争一开始就面临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为拜占庭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第三,它阻断了拜占庭势力通过伊利里亚向意大利增援的可能,客观促成了伦巴德人势力的发展壮大,也使得罗马教宗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至于拜占庭与法兰克王国结盟对抗伦巴德人的行为,则可以说为日后法兰克王同罗马教宗的政治结盟埋下了伏笔;第四,莫里斯死后的混乱局面造成了多瑙河防线的全面崩溃,也使得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内陆的迁徙更加畅通无阻,最终永久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构成和政治格局,点燃了巴尔干延绵千年民族仇杀的导火索。莫里斯皇帝经略多瑙河的努力是拜占庭皇帝为维护查士丁尼政治遗产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而他的失败则宣告了查士丁尼光复运动的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