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特别是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以来,我国环境规制日益趋严。然而,环境规制在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也给企业,特别是重污染行业企业带来不小的冲击。重污染行业企业作为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责任主体受到的环境规制影响不容忽视。他们一方面要治污减排、达到外部环境规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在自身经济利益和绿色长远发展之间进行权衡,做出恰当的投资决策。这不仅事关企业自身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长期增长水平。因此本文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环境规制对其资本成本以及投资支出的影响,以期丰富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政府更好地把控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企业明确自身所受影响而积极应对提供参考。本文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资本成本以及企业投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环境规制、信息不对称以及企业投资等相关理论提出环境规制与资本成本、投资支出的相互关系的假设,并进一步地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机制,即债务资本成本在环境规制与投资支出关系中是否发挥着中介变量的传导作用。经过一系列数据样本的筛选,本文最终以沪深A股641家重污染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探究,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资本成本有显著影响,其中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对债务资本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债务资本成本越高。而环境规制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权益资本成本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环境规制与企业投资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投资支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环境规制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并非通过债务资本成本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债务资本成本在环境规制与投资支出之间发挥着“遮掩效应”,即在没有控制债务资本成本的情况下,环境规制高的地区与环境规制低的地区的企业投资支出差异被遮掩了。因此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果,提议政府应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完善治污减排补偿机制、跟进调研并及时调节规制力度,建议企业承担治污减排的社会责任、关注环境规制政策动向并致力于生产技术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