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以来中国中央集权统治处于一个持续的衰落期，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得国内的民族问题也日渐突显。西晋末年，内迁少数民族的反晋暴动终结了晋政权在北方的统治。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了五胡十六国时代。自此，少数民族摆脱了长期的附庸地位，一跃成为了北方政治的统治者。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北方各民族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局急剧动荡。　　持续动荡的局面，瓦解了北方的地方统治秩序。加之此时的中央集权统治软弱无力，使得地方豪族势力无限膨胀，并逐渐取代了国家政权的地方统治机构，成了地方乡里社会的实际主宰。由于作为中央政权统治者的胡族君主，没有足够的实力征服数目众多、散布在各地的豪族势力，因此只能承认这种现状;而为了地方乡里之争中获得优势，豪族也需要中央的任命。可以说十六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胡族君主与地方豪族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即豪族承认胡族统治者在中央的统治地位;胡族统治者承认豪族对地方的统治地位。中央对地方没有绝对的权威，进入地方统治机构的豪族也不完全以中央的意志为归趋，这与先前的君臣主从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建立在政治交换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使得地方豪族对中央的统治者毫无忠诚可言。在中央政权强大时，中央在这种关系中可以掌握主动性，但是，也不能过分侵夺地方豪族的权力。在中央政权衰弱时，地方豪族则更倾向于左右逢源，寻找新的强大势力，以求在其保护下实现对地方的控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各胡族君主普遍推行了军镇制。军镇的设立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对广大地区统治鞭长莫及的现状，使胡族政权的统治力得以延伸到地方。军镇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执掌一方军政大权，是具体而微的中央，是中央在地方统治的支撑点。同时，为了缓解本部族实力不足的缺陷，各胡族君主还都大力笼络其他胡族势力。遍布北方各地的胡族势力之于统治胡族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央集权稳定，统治胡族集团对他们保有军事凌驾之时，他们是君主维护政权统治的得力助手;但当中央集权瓦解，统治胡族军事凌驾力不再之时，他们就会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向中央发起冲击，成为改朝换代的推动力。　　为了维护对中央的绝对控制，胡族统治者大都以本部族成员垄断中央各要职，豪族则处于政治边缘地带，很难进入核心权力圈。豪族在中央官界步履维艰，是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同时从豪族自身方面来讲，在=建国过程中豪族政治上多摇摆不定，仕进心态不积极，也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热点。本文认为，相对于统治者的民族政策，集权统治抑或中央控制力的强弱才是主导民族关系走向的根源。中央控制力强大时，各民族向中央聚拢，臣服于中央政权，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一般较为和缓;而当中央集权瓦解之际，各民族便会乘机脱离其控制，并转而向中央发起冲击，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恶化，各民族间冲突斗争较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