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如何提高生育率是我国正在探讨的社会课题。笔者在研究生期间,偶然接触到从政策层面提高生育率的方法,即通过制定并颁布生育保护政策,为生育政策提供一定水准的配套政策,在一定程度促使人们的生育-工作平衡,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通过查阅数据库,笔者比较了欧美州和亚洲国家的生育保护政策,初步了解了我国的生育保护政策内容,但是并不了解我国的生育保护政策处于何种水平?将来需要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此外,在翻阅各国的生育保护政策时,笔者发现某些国家的生育保护政策并不符合该国的福利特征,具有高/低的福利支持,这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为了解释生育保护政策的支持性与福利国家体制和发展程度的关系,同时清楚的定位我国的生育保护政策水平,找到我国生育保护政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定性比较方法,希望通过此方法定位中国的生育保护政策,并从中对生育保护政策做一个超越福利体制、国家发展程度的类型划分。在本研究中,笔者首先按福利体制和国家发展程度,选取了10个案例国家,加上本国共计11个案例国家,从ILO生育政策数据库中下载了各国的生育保护政策,在梳理政策内容后,从政策权利和义务两方面入手,确定了政策慷慨程度、政策义务程度、就业保护程度三个研究维度,将有量化意义的生育津贴慷慨度和义务程度、生育假期慷慨度和义务程度、反歧视性解雇作为测量指标;其次,根据OECD数据库中的津贴、假期和就业保护的事实数据,结合政策内容数据,确定了指标数据,将整理好的原始数据录入研究方法的软件中,校准出新数据,用于不同国家生育保护政策的量化和比较;最后,从新数据中得出各国生育保护政策的差距和排序,最终划分出支持性、混合型、非支持性三种生育保护类型,定位了我国的生育保护政策,并找到了政策发展和完善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