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决定了经济的内生增长,然而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却来源于研发活动。研发活动因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而存在着研发成果的非排他性和非独占性特征,这不可避免地引致了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私人研发投资不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得政府干预企业创新师出有名。Arrow（1962）关于创新政策激励效应的研究奠定了政府“引导之手”的理论开端,指出政府可以利用公共政策来弥补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的部分,因此,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在世界各国被广泛采用,用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但现有研究中由于变量选取、计量方法选择以及理论模型构建方式等不同,关于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效应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即便对于同一种创新政策,也会因为政策适用的场景、制度等不同而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效应。因此,在我国转型经济体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之下,推动企业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提升既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微观企业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发展之道,政府创新补贴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有效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以企业创新的公共物品理论、风险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政府创新补贴的市场失灵理论、融资约束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为出发点,以2007—2019年的政府补助数据、研发数据、创新数据和财务数据为样本,按照关键词检索的方法手工搜集和整理了政府补助中与创新相关的补贴。首先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和我国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发展历程,以及政府主要的资助计划,然后对我国政府创新补贴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政府支出和科技活动支出均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趋势,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政府逐年加大补贴力度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投入也逐年增加,并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区域、产权和是否出口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最后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的资金分配问题,以及在政府的甄选机制与企业的响应策略之下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横向互动战略下这一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政府在实施资助过程中存在着补贴对象偏好特征,即政府具有一定的甄别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应用动态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真实的状态依赖和一些可观测的企业异质性特征驱动了大多数创新补贴和非创新补贴项目参与的持久性,在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企业特征基础上,获得创新或非创新补贴会增加后续持续获得相应补贴的可能性。政府创新补贴除了具备状态依赖特征之外,还倾向于选择相对生产率较低、企业规模较小、年轻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当前研发基础薄弱的企业,而政府的非创新资助则与之相反,因此政府的公共资源分配出于政策目的性需要,创新补贴呈现出“应然”的“扶贫”支持战略,而非创新补贴则呈现出了“择优”战略。第二,控制政府甄选机制与企业响应策略的影响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仍存在着激励效应,并且这一激励效应在不同的企业特征下存在着异质性结果。具体来说,政府由于政策目的性不同而对于补贴对象有一定的选择机制,而企业由于申请成本的存在会权衡是否向政府申请补贴,由此而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会使得原有分析结果存在偏差,本文采用样本选择模型来解决OLS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项和随机误差项中的异方差问题,并采用参数MLE和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模型,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依然支持激励效应假说,并且,进一步采用调节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这一激励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出口企业、非外资企业以及华中、华南、华北地区具有更加明显的激励效应。第三,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纵向互动出发,进一步考虑政府创新补贴所引致的企业横向互动战略,从更本质上衡量政府实施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发现动态不完全竞争下企业的互动削弱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具体来说,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导致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可替代性,由此而带来的政府创新补贴会在企业之间形成策略性互动,即政府对某些企业的创新补贴在激励该企业创新投入的同时,可能会使得其他企业放弃原本用于支持创新活动的研发支出。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动态不完全竞争模型,进一步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向互动战略,每个时期企业需要做出两种选择决策,一是当期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决策,另一个是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创新投资决策,但是产量决策不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假定企业无储存能力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未来企业产量,但是现在支出的研发投资却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知识水平而间接影响未来的产品边际成本。因此,企业当期的产量决策是一个完全静态过程,而研发投资决策却是动态调整的,即企业进行短期产品市场竞争和长期研发战略竞争,并且所有企业都按照未来预期收益现值最大化的最优决策行为进行战略选择,最终使得市场达到马尔可夫精炼均衡。将参与者最优化与市场结构内生性融合起来识别的政府创新补贴仍然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从我国政府创新补贴对象入手,分析了政府实施该政策过程中的资金分配问题,是现有政府创新补贴研究的新视角。为精准分析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本文精细搜集与筛选,将政府补贴数据划分为“政府创新补贴”与“政府非创新补贴”,这一方面可以剔除政府创新补助效应研究中关键变量存在的混杂因素,更具针对性地探索政府创新补贴的效应,另一方面可以将两种补贴置入同一研究框架内探讨我国政府创新补贴过程中对于补贴对象的甄选策略。发现了政府补贴对象的结构随时间的变化特征,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企业是否长期享受补贴。这一分析较现有文献更进一步,包含了时间维度,考察了企业参与政府创新补贴或非创新补贴项目的状态依赖特征,以及企业参与创新补贴项目和非创新补贴项目的动态互动过程,或是潜在的跨项目溢出效应,探究驱动持久性的异质性和真正的状态依赖特征,有助于提高政策设计和效率,是现有政府创新补贴研究的新视角。第二,考虑政府甄选机制和企业响应策略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采用样本选择模型控制“自选择”战略进行的分析,是对现有政府创新补贴效应研究的新补充。现有研究对创新补贴设定了“随机战略”假设,这可能带来影响效应估计的向上偏差。已有控制“非随机战略”的研究多是采用数据驱动方法,缺乏经济理论支撑。本文考虑到政府对企业的甄选机制以及企业对政府的响应策略,基于经济理论基础,建立样本选择模型,在控制这一非随机战略下分析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并用参数和半参数估计方法与面板OLS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进一步地考察企业异质性特征对这一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是在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应用结构模型对现有政府创新补贴效应研究的新补充。第三,从经济理论现实出发,基于结构实证模型,考虑企业互动战略下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是对现有政策效应测度研究的深化。现有关于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中,多是采用PSM-DID方法,这一方法受数据驱动的影响,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虽然也有基于经济理论建立的结构实证模型研究,但普遍忽视了企业之间的互动战略:即政府对一个企业的创新补贴会引致该企业的自有创新投入的增加,但是可能抵消另一个企业的自有创新投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果。本文基于新实证产业经济理论的思想,将参与者最优化行为、市场结构的内生性,跨期动态性和和数据一致性等战略互动行为联系在一起,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动态不完全竞争结构模型（DMIC）来分析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影响,能够从根本上分析政府创新补贴带来的真实效应,是现有关于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效应研究的新框架。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在政府不断加大创新补贴力度的现实背景之下,政府应实现这一政策工具的制度化和长期化形式,同时规范政府补贴资金的分配方式,加强企业使用过程中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管机制,督促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得政府对企业创新支持有章可依,有规可循,进而激励企业创新动力,实现政府创新补贴的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