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关乎国计民生,惠及千家万户,公共教育作为一项政府公共服务,势必会对家庭微观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后代一生的际遇与发展。然而,教育对于社会代际流动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社会底层的后代可以通过教育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渠道,摆脱原有社会地位的影响;但教育也具有明显的自我实现和阶层再生产特征,因而可能成为加强代际传递、固化社会阶层的利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公共教育政策来改善社会流动性?本文拟从财政教育支出面临的三个问题——规模、结构、责任分担出发,系统分析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对社会代际流动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以期得到一些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政策启示:政府部门应该如何配置财政教育支出,才能更好的改善社会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基于此,本文立足于财政,在分析财政教育支出和社会代际流动现状的基础上,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基于规模、结构、责任分担三个视角,深入探讨了财政教育支出对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解释了本文所涉及的社会代际流动性和财政教育支出两个核心概念:其中,社会代际流动性是指两代人之间社会阶层的流动,一般认为,二者所处的阶层差距越大,社会代际流动性越强;财政教育支出是指各级政府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财政经费。与此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本文分社会代际流动性的测算、教育与社会代际流动性、财政教育支出与社会代际流动性三个部分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总结评述了既有研究的贡献和有待拓展之处,在此基础上引出了本文的研究视角。第三章现状分析部分,本文分别对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和社会代际流动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散点图初步探讨二者的关系,以期为后文研究提供部分事实证据。财政教育支出现状分析部分,本章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教育体制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将其分为以“中央集权,分级负责”为特点的萌芽期,以“条块结合,块块为主”为特点的探索期,以“分灶吃饭,分级包干”为特点的调整期,分税制改革下的初创期,公共财政下的建设期,以及现代财政制度下的完善期,并据此总结出我国财政教育体制改革主要遵循的三个脉络,以及在财政教育支出上的具体体现,即规模、结构与政府间责任分担。其次,使用多维度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如财政教育支出、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各级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中央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等,分规模、结构、责任分担三个问题,对全国及地区（省）层面财政教育支出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结构呈现“支持各教育阶段共同发展、并向义务教育倾斜”的特点,责任分担呈现“中央地方共担责任、并以地方政府为主”的特点。社会代际流动性测算部分,本文使用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从经济地位、教育、社会地位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各年度社会代际流动性及变化趋势。结果显示:父代社会阶层和子代社会阶层确实存在正向相关性,总体而言,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社会代际流动性还尚未进入令人警惕的低位。但是,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代际收入流动性先改善后减弱,代际教育、社会地位流动性总体呈减弱态势,近年来三者都有减弱的趋势。从异质性来看,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高于高收入群体,低学历群体高于高学历群体,农村家庭高于城镇家庭;“60后”、“70后”、“80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持续改善,但代际教育、社会地位流动性总体呈减弱态势。最后,本文尝试利用散点图来初步探讨财政教育支出与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规模、结构还是责任分担,财政教育支出都与社会代际流动相关系数呈负相关变动趋势,初步验证了二者的关系,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部分事实证据。第四章理论探讨部分,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构建了两代人三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两代人五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以及引入两级政府的世代交叠模型,分别对标本文拟研究的三个问题,即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结构、责任分担对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通过模型构建、效用最大化问题以及进一步分析和讨论,最终提出12个核心假说。第五章影响效应检验部分,本文同样分规模、结构、责任分担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财政教育支出对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在计量模型的设定上,本文选取加入父代特征与财政教育支出交互项的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为进一步保证回归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在所有关于规模问题的回归中,均包含县、市、省、全国四个层面的实证检验;在结构问题中,教育阶段分为普通高等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初中教育、普通小学教育、幼儿园教育五个阶段;在责任分担问题中,政府层级分为中央本级、省本级、市本级和县本级四个层级。与此同时,回归中均纳入多层次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宏观层面、城乡效应、数据库效应等。回归结果显示,父代社会阶层能够正向影响子代社会阶层,但财政教育支出可以降低上述正向影响,从而改善社会代际流动性;分教育阶段看,各级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均能改善代际流动性,相比之下,以义务教育为代表的基础教育作用要大于高等教育;分政府层级看,除市本级外,各级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均能改善代际流动性,相比之下,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作用更大。上述结论在考虑了样本选择偏误和遗漏解释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回归方法、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依然保持稳健。与此同时,财政教育支出对社会代际流动性的改善作用会因宏观区域和微观个体的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具体在农村家庭、部分地区、低收入家庭、低学历家庭、男性子代、80后子代中的作用更大。第六章传导机制检验部分,本文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同时辅之以分样本回归等方法,从宏观、家庭（父代）、个体（子代）三个维度探讨了财政教育支出改善代际流动性的渠道。结果发现:宏观层面,财政教育支出可以通过改善社会风气、促进教育均衡,改善代际流动性;家庭层面,财政教育支出可以通过减弱家庭教育支出对子代的影响、或是直接挤出家庭教育支出,改善代际流动性;个人层面,财政教育支出可以通过减弱个体教育表现对子代的影响、或是直接影响个体教育表现,进而改善代际流动性。第七章政策讨论部分,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财政教育支出有助于实现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价值实现的载体所追求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两大目标,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代际流动。为此本文提出了政策的基本取向和具体思路。具体来看,基本取向包括: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理顺各级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责任分担;具体思路包括:警惕社会代际流动性减弱趋势,发挥财政教育支出的积极作用,提高财政教育支出有效性,提高财政教育支出精准性,发挥县级政府主力作用、加强省级统筹,完善地区间教育资金转移支付,拓宽财政教育资金来源渠道,探索建立财政教育支出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