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中产阶层群体迅速发展壮大;但由于受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就业竞争激烈、户籍劣势等因素的限制,中产阶层群体中部分人群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都不足以支撑其进入真正的“中产阶层”,他们只能勉强达到中产阶层的门槛,成为下层社会阶层向中产阶层过渡过程中的“边缘中产阶层”。而在其独特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下,边缘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呈现出“草根性”基本生活消费需求与“品质型”符号消费需求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矛盾性的消费需求,将驱动边缘中产阶层通过日常消费活动对消费空间的特征进行重构。同时,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各大城市均出现了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需求。这种城市拓展的需求推动了新城新区在大城市边缘区的大量开发建设;其中,高校先行、开发区或高新区先行带动新城新区发展的模式,已经成为新城新区建设的经典模式之一。而在这种建设模式的带动下,以高校大学生、新白领等群体为主的边缘中产阶层在新城大量集聚,为新城带来了大量消费潜力。一方面,众多以边缘中产阶层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消费空间被不断规划、建设;另一方面,边缘中产阶层群体也从自身需求出发,不断改造、重构着既有消费空间。本文以南京江宁托乐嘉商圈为例,对边缘中产阶层在其消费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效应进行研究。首先,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梳理了边缘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和新城消费空间的特征,确立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其次,本文借助案例,解读了边缘中产阶层消费空间的物质空间特征和社会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在物质空间方面,边缘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不仅具有典型中产化特征,同时也具有非典型中产化特征;在社会空间方面,边缘中产阶层消费空间中的社会空间实现了高度“情感化”。进而,本文重点分析了边缘中产阶层在上述消费空间特征形成过程中的独特效应。一方面,边缘中产阶层对该消费空间的生产、重构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推动效应。边缘中产阶层群体在新城大量集聚后,在自身消费偏好的驱动下,该群体通过日常消费行为中的选择性消费、选择性逃离、选择性改造等方式,对消费空间进行修正,为消费空间赋予了“边缘中产”的“符号”;而空间此时也成为了一种消费向导,引起了传统区位秩序的重构,引导着消费活动的发生。同时,边缘中产阶层文化的渗透推动了商圈范围内契约精神和场所依恋情感的形成。而对被“符号化”和“情感化”的消费空间来说,其空间内涵得以深化,消费空间成为一个多元社会阶层包容性的空间、一个对边缘中产阶层实现阶层上升起到“孵化”和“缓冲”作用的过渡性空间。但是另一方面,边缘中产阶层也对该消费空间带来了一定的潜在负面效应,表现为对非主导业态的空间排斥、自营业主的租金敏感性以及“弱社会隔离”等。最后,本文基于托乐嘉案例的研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新城边缘中产阶层消费空间的规划建设过程中,要关注边缘中产阶层的现状诉求以保障消费空间活力、重视边缘中产阶层的成长性以强化空间的过渡性功能;在运营过程中要强化空间治理以保障空间正义。本文正文共约45 000字,图表47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