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助推器,但我国家庭却长期存在“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普惠金融的最新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为我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那么,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对我国家庭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产生影响?研究这个问题对我国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升级、指导与规范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微观家庭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较少,且这些文献因为忽略了对消费的不同类型进行综合分析,所以难以回答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这些文献缺乏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具体作用机制的系统分析,在数据使用上也相对比较单一。本文首先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对消费结构界定方法的基础之上,将消费划分为“生存型”“享受型”“发展型”三种类型,并根据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构建“消费结构升级指数”。然后,本文梳理了相关消费理论并结合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推导出“便捷化支付方式”“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家庭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可能机制。最后,本文将多个数据库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匹配,构建了一个两期面板数据,并主要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总消费、不同类型消费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此外,本文对其中可能存在城乡异质性、区域异质性进行了检验,并对本文理论部分提出的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四种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包括:（1）从全部样本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总消费、不同类型消费、消费结构升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2）分城乡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总消费影响更大,对生存型、享受型、发展型三种消费类型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3）分区域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促进了东部地区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家庭总消费支出影响同样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各类型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总体上不显著。（4）从作用机制来看,“便捷化支付方式”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主要作用机制;“提高家庭收入”的中介效应只有在城镇家庭中才成立;“流动性约束”回归结果与预期相反,表明家庭通过举债降低流动性约束的行为从长期来看可能对消费形成挤出作用。（5）从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总消费、各类型消费的消费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仍然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家庭消费水平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本文提出了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全面发展、均衡发展和健康发展三方面的建议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