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作出了关于社会保险费征管模式改革的决定。中国的社会保险费虽是以费用的形式征收,但其具备税收的性质。作为社保费征管体制的重要改革,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全责征收,不仅为统一政府收入体系、改革税负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对劳动者和企业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此外,我国企业避税现象较为突出,但是在企业避税的研究领域,涉及征管机构改革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研究企业避税与社会保险费征管之间的关系。而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否会受到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的政策冲击?这是亟需研究的问题。在此政策背景下,探讨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中的征管部门转换对企业避税的实质性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作为政策冲击,研究其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效应。本文在对社保费和企业避税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层面围绕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企业避税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并探究其存在的中间机制,随后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异质性分析,提出了四个假说。假说1: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加强以合规为导向的内部控制,减少企业避税行为。假说2:相对于在东部地区的企业,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大。假说3:相对于劳动密集度低的企业,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更大。假说4:相对于国有企业,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大。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初始数据,以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作为政策冲击,搭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而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整体来看,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企业避税行为有抑制作用。第二,在渠道机制上,社保费由税务部门征管后,一方面,税务机关可以掌握更多的企业涉税情况,企业信息透明度大大增强,不仅可以通过勾稽关系及时发现企业通过劳动力避税的行为,还可以由此对其进行整体稽查以发现其他避税行为;另一方面,企业不仅会提升社保合规度,还会为降低因避税而增加的违规风险,以此加强以合规为导向的内部控制。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减少了企业避税行为。第三,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因企业区域位置、劳动密集度、产权性质而有所差异,仅在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中,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其避税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上述研究得出的启示如下:第一,全面持续执行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规范企业纳税缴费行为,并对于中西部地区、拥有高劳动密集度的地区、非国有企业较多的地区,尽快执行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并保证执行力度和效果。第二,加大企业社保费的税前扣除力度、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缓交社保费和推进减税降费进程,在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增加企业的现金流负担之间达到平衡。第三,完善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的配套措施,从构建法律基础、加强信息化建设、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三个着力点出发,在保证税务部门征管社保费效率的同时,规范企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