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銘，是秦漢以來墓葬中的一種重要附葬品。其材質多為石質，深埋於墓室中，記錄著墓主的譜系、履歷、埋葬地點、年月等资訊，是我國古代喪葬風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記載的内容具有極強的時效性，所以通過對其文本解析，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新視角窺視墓主的生前情況和其所處的時代環境，並和史籍中的相關記載相互印證，故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本文首先依據現存史料對所收集的105方南京出土明代墓誌銘拓本進行初步考釋，將其中出現的人物和事件與史料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比照，以釐清墓主的履歷，墓誌的撰寫情況及作者的身份背景等资訊。其次，本文按照墓主的不同身份，將墓誌銘大致分為官員、商人、女性等三個群體，分別對其進行群體研究，以求勾勒出明代南京社會的官商交往，商人、女性地位變化以及富戶遥徙來源和占籍等方面的基本情況。概括來說，大致有以下幾點：1.明初南京官員的交往圈子較為單一，以其相互之間的交往為主。在交往方式上，武官主動交誼文官並習儒、崇儒，其墓誌銘也多為文官所撰寫。2.明初，朱元璋為穩定政權，對商人採取了嚴厲的打壓措施，致其社會地位之低，勝過前代。明中葉以後，隨着城市商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快速發展，市場繁榮帶來了大量商稅，國家財政對工商業的依賴曰益增強。同時，統治者也積極調整明初以來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以使其適應經濟發展的新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商業主導者和經營者的商人才能以主動的姿態融入社會經濟生活中，並給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帶來了空前的衝擊，官商之間的關係也較前代有了根本性的突破，甚至出現了相互融合的新趨勢。3.明代的南京上層社會的人口來源與朱元璋起兵、明初的富戶的遷移及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有着密切的關愾這體現出南京的人口組成帶有極強的政治性，並成為其一大特點。4.官員和商人的墓誌銘，在洪永兩朝極為少見，即使有也很少附載作者的名諱。這與明初特別是朱元璋採取剛猛的治國方式有着極大的關係。各階層之間及其内部的交往，在其屠殺政策下均變得小心翼翼。5.明代社會主流價值由於觀受程朱“理學”的控制，使其在對待女性方面較前代極端.表現在女性墓誌銘上就是其描述重點集中在與事上、相夫、教子相對應的孝婦、賢妻(節婦)、嚴母三種社會角色上，造成為判斷一個女性是否守婦道、有婦德的基本標準。但隨着明中期“王學”等新思潮的興起和西方傳教士關於一夫一妻等平等理念的傳播，社會上出現一股對程朱“理學”所標榜的“存天理，灭人慾”禁慾主義大膽否定的思潮，搭建了包括女性解放在内，關於人性解放的理論平台，極大地衝擊了傳統的社會觀念。在這種情況下，女性的生存方式以及人們對女性的看法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其社會地位得到一定的改善。儘管如此，這並不代表女性的地位就此得到了革命性的轉變。傳統的觀念依然強大，這從至今仍成群聳立在鄉間的明代貞節牌坊就可以得到佐證。6.明初江南地區的富戶遷移政策在墓誌銘中也有着直接體現。富戶的遷出地除了蘇州、杭州等環太湖的主要區域外，遗包括諸如休寧、淮安等長江以西、以北地區。另外，遷移到南京的富戶移民的占籍地多為上元縣，這與上元縣作為京城第一附郭縣的地位有着直接的關係.7.根據墓誌銘中所描述的誌主埋葬地信息，本文還對其墓葬的分佈區域作了初步考證.包括官商在内的明代南京上層社會人員在選擇其葬地時，均選擇城南(今南京市江寧、雨花兩區範圍)為其埋骨之所。其原因應與南京城的地理環境、明初以來的喪葬傳統以及孝陵的封禁有着密切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