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柯亨是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之一,其成名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为学界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路,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持续的重大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柯亨进入马克思研究时,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僵化状态,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模式已经受到了西方思想界的普遍抵触,因为传统的研究往往依据马克思的表述和论证本身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经常变为一种简单的重复而非证明,且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或言说方式有着巨大隔阂,很难为人接受。几乎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及其支持者发展出来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氛围中坚持恩格斯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解释,其影响波及到了英美等国。但分析哲学出身的专家学者认为阿尔都塞讨论马克思的言说方式不够严谨精确,没有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观点乃至自己提出的结构因果性概念和多元决定论进行严格界定与证明。为了清除阿尔都塞的含混性对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危害,柯亨下决心为英美学界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带来一个方法论的创新,即引进英美通行的分析方法,用分析推理来“证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而不事先假定马克思的理论是不需论证的自明真理。柯亨知道马克思采用的思想方法是辩证法,其理论内容是辩证的,但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辩证法当做一个证明工具,且并不违反或排斥形式逻辑,因而我们可以在表述论证这个层面利用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新的分析性辩护。而且,为了让受到过分析哲学洗礼的英美学界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思想,我们有必要、且可以采用一般学者较易理解的分析方法来重新表述论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柯亨对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成果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者分别对前者起反作用——进行的概念分析、逻辑论证和功能解释。具体来说,柯亨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方式本身本身就蕴含着生产关系必须具有一定的维护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必须对生产力发展起反作用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命题的两个表述,不能理解为分别适用于发展时期和革命时期的两个命题。根据同样的分析程序,柯亨认为不包括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总和,也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后者的功能就是维护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得以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柯亨认为,前者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即他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后者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有关社会的各种思想观念。两者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意识必须起到维持社会存在的功能,但由于阶级社会中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不同的社会意识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是要维护其社会统治,而被统治阶级的革命意识则能起到认清社会矛盾,并促使人们在社会冲突中把矛盾“斗开”的功能。总之,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辩护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概念分析方面采用分析方法重新表述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再者是为马克思的辩证思想提供逻辑论证,最后是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个人理解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定性,也即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理解为一种功能解释。与此相应,柯亨在唯物史观研究中做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直接诉诸实践的革命理论,不是纯学院派的学术理论,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学术标准,而柯亨的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加精确化,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在19世纪末期,人文社会科学还处于未分化的元理论阶段,各门学科的内容混沌一体,柯亨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变成一个适应于20世纪学科规范的专业化科学理论,引起了英美学者的广泛兴趣和继续努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第三,二战之前马克思主义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影响较为微弱,在哲学领域更是由于言说方式不同而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柯亨采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通行的分析语言重新表述和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通俗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主流学界争得了话语权。柯亨采用分析方法重新梳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并对唯物史观提出了新的逻辑论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当他把马克思主义精确化和通俗化的时候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僵化问题,并失去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丰富性和实践性。尤其是他的功能解释虽然实现了从质料与形式关系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到从结构与功能关系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缺陷,但没有进一步上升到从目的与手段关系来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认为达尔文的功能解释不仅打击了传统目的论而且也给目的论以合理解释,反而继续用结构与功能范畴来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没有上升到功能合目的性解释这一马克思的思想高度上来。这导致柯亨从分析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其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