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接入国际互联网至今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互联网以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迅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发展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网民规模为我国的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良好的政策环境也为我国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保驾护航,以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业态成为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网络购物、搜索引擎等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长迅速,并催生了网络办公、网上授课等新型学习和工作模式。互联网技术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对宏观经济运行也造成了复杂影响,尤其是就业。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技术发展与就业关系的争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中所提到的,“应当处理好人工智能在就业方面提出的新课题”。2019年和2020年我国均将“稳就业”置于六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位置,足可见互联网对就业带来的影响之重要。互联网作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根技术”,其发展特征及其对就业带来的复杂影响亟待明晰。本文将基于对互联网发展特征的凝练和总结,重点从行业层面测度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偏向性,研究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影响因素,并以就业为切入点,研究互联网的要素偏向性对于就业总量以及就业的行业结构带来的影响。明晰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对就业以及就业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对于引导劳动力的健康有序流动,规避互联网相关技术对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稳定就业;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保障民生;完善要素市场和收入分配,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本文总结了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技术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通过对互联网相关政策和研究文献的梳理,本文总结出互联网在我国发展的开创性、基础性、持续性和扩散性四个主要技术特征,以及行业化和有偏性两个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为后文的研究确定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即基于行业层面刻画互联网发展特征。为此,本文在文献综述部分梳理了要素偏向性的测度、技术溢出研究、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和要素偏向性的变动机制相关文献,为后文刻画互联网的发展特征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本文提出了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行业测度方法和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测度方法,并从多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首先借助投入产出理论给出了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行业测度方法,实现不同行业之间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可比性,并从全国层面和分行业层面对来自国内和进口的分软硬件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了交叉分析;其次,基于第一部分对互联网发展特征的凝练和相关理论的总结,建立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以从理论上刻画互联网的有偏性特征,并利用要素有偏理论给出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定义,再通过对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进行扩展,估计互联网要素偏向性所需的参数,计算得到互联网的要素偏向性指数;最后,从全国和分行业层面对不同来源和不同性质的互联网要素偏向性进行实证测度和交叉对比分析。第三部分,基于前文对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行业测度,本文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两方面探究了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对就业的影响。理论机制分析中,互联网要素偏向性一方面会通过直接影响要素的生产效率而影响劳动力投入,另一方面会通过影响资本深化过程而对长期中劳动相对资本的投入量产生影响,继而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就业水平。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在行业之间的溢出性质纳入考虑,将空间计量方法嵌入到行业层面,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引申出的两种行业权重矩阵来度量行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利用空间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互联网发展水平、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及其行业溢出对就业的影响,明晰互联网参与生产过程时对劳动要素投入带来的影响。第四部分,研究了互联网及其要素偏向性对就业行业结构的重塑作用。目前关于就业结构的研究中并未将就业结构作为系统整体,而仅采用就业结构中某一个的成分,缺乏系统性。本文则基于结构变动视角,描述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分布变动,将就业的行业结构视为成分数据,结合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和偏最小二乘方法,探究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及其行业溢出对于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分布变动的影响,以系统性变动视角揭示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对就业的行业结构的重塑作用。第五部分,基于行业溢出效应探究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影响因素。回归到互联网要素偏向性本身,将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行业溢出性质以及互联网发展水平纳入影响因素中,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各因素对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结合前文互联网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结果,提出稳定就业的政策性建议,促进互联网发展、就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五部分:（一）对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行业测度发现,（1）从国内外不同来源对比发现,我国国内互联网和进口互联网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在2009年之后国内互联网发展速度加快,而进口互联网增速放缓;我国国内互联网发展水平远高于进口,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进口互联网易受金融危机等经济波动因素影响;（2）从互联网软硬件对比发现,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进口,互联网硬件发展水平均高于软件;（3）从行业层面来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最高,并呈现出对互联网硬件中间产品的高强度依赖。（二）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测度结果表明,（1）我国国内和进口互联网整体均呈资本偏向性,但是偏向程度很低,进口互联网的资本偏向性特征在样本后期逐渐明显;（2）国内互联网硬件呈非常明显的资本偏向性,而进口互联网硬件则显著偏向劳动,两者的要素偏向程度逐年减弱,互联网硬件对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出的提高程度逐渐接近;国内和进口的互联网软件的要素偏向性与互联网总体的要素偏向性非常相近,互联网软件的要素偏向性对互联网总体偏向性的影响更大;（3）国内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在不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而进口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则具有趋同性和稳定性。（三）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对就业的行业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存在行业溢出效应;（2）样本期内我国互联网要素偏向性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影响行业就业,即行业内的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就业的行业溢出以及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行业溢出,其中行业内的互联网劳动偏向效应会“挤出”就业,而资本偏向效应则“创造”就业,其他行业的就业水平提升不利于本行业就业,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行业溢出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来源的互联网以及基于不同行业权重矩阵时具有异质性。（四）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对于就业结构高级化的塑造具有显著影响,（1）从行业内部而言,互联网资本偏向效应主要解释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的变动,而互联网劳动偏向效应则主要解释了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的变动,互联网发展水平主要解释了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变动;（2）从行业间溢出效应而言,互联网资本偏向性的溢出主要解释了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的变动,而互联网劳动偏向性的溢出则主要解释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变动;（3）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结构升级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升级。互联网对于就业结构的重塑作用明显,尤其是互联网的要素偏向性,其促进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加快了就业高级化进程。（五）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中,（1）在行业内部,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行业在投入和使用互联网的伊始,会对就业产生破坏,但是随着对互联网中间投入的增加,这种破坏效应会逐渐减弱,当互联网投入超过阈值之后,会转而促进就业;（2）在行业之间,互联网的行业溢出对本行业的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影响呈“倒U”型,即与本行业有较紧密的直接消耗关系的行业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超过阈值后会抑制本行业就业。（3）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值越大,互联网越易偏向劳动,结合第三部分研究结论得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不利于就业。要素相对价格、行业增加值水平对本行业的互联网要素偏向性也具有“U”型的非线性影响。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一）提出了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行业测度方法。借助投入产出理论从全国和分行业层面,对来自国内和进口的以及分硬件和软件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了交叉对比分析,揭示了我国互联网与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二）提出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概念和测度方法。通过建立扩展的CES生产函数对互联网的发展特征进行理论刻画,结合要素有偏性研究对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进行了拓展,实现对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理论和实证测度,为研究特定对象的要素偏向性提供可行思路,丰富和发展了要素有偏性的理论研究;同时,通过对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别的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实证测度及对比分析,揭示了我国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对不同要素的偏向性演进过程,也丰富了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实证研究结果。（三）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行业溢出性质研究。本文紧扣互联网的行业化发展特征,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引申出的两种行业权重矩阵来度量行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将空间计量方法嵌入到行业层面,研究互联网要素偏向性在行业层面的溢出效应,并基于这种溢出效应全面探究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就业的影响,拓展了空间计量方法的应用领域,丰富了偏向性研究方法和成果。综上所述,互联网已经从技术、应用、经济、生活和思维,渗透到了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互联网作为当今社会的开创性技术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众多新兴技术的“根技术”,其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型经济业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通过初次分配取得劳动报酬的最重要途径,是“六稳”之首,对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互联网广泛参与行业生产的过程中,会存在要素偏向性,互联网的这种要素偏向性还会存在行业溢出和行业异质性,这种溢出性和异质性会促进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流动,有助于就业行业结构的高级化。（1）以互联网为“根技术”的众多新兴技术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互联网技术将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经济格局,在互联网发展的风口浪尖,我国应抓住机会,利用我国人口和技术优势,大力普及和发展互联网,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互联网技术的自主研发强度,提高我国创新技术的国际话语权,降低对国外互联网技术的依赖程度,早日实现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2）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伊始会破坏就业,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应用,互联网将会促进就业,因此更加需要在各行业使用互联网的初始阶段,引导劳动力的健康有序流动,积极开展相应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加强就业和失业保障,同时加强稀缺人才培养,规避和抵御新型网络信息技术对就业的不利影响,降低互联网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损失,稳定就业。（3）劳动力价格扭曲会很大程度上损害就业,同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价格扭曲会促使互联网偏向劳动,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挤出就业,因而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也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加快完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配置,降低不同要素的价格之间的相对扭曲程度,尤其保证劳动力价格的合理化。（4）互联网的出现和使用催生了众多灵活就业模式,这些新型就业模式为众多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改善了就业状况,但是从事大部分新型就业人员往往无法参与到劳动保障体系中,从而带来了一系列就业隐患;同时,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工作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也对现有劳动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应将互联网催生的新型就业形态纳入劳动保障体系中,加快思考和建立互联网时代下的劳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