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官制度作为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实践下的产物,其在罗马共和国政制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监察官制度直接来源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国势调查工作的需要。从社会层面上看,监察官制度来源于古罗马早期确立的百人团制度,在王政之后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初步稳定成型,在以财产为标准的分层社会结构得以确立的条件下,监察官制度得以正式设立。在债务、土地分配、参政权利等为主要形式的、发生在贵族群体和平民群体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下,共和国的社会结构逐渐稳定,监察官制度逐渐演化为共和国政制的一个枢纽,依托以财产为标准的、稳定的分层社会结构,监察官发展出了公共财产管理、特定的司法裁判、元老院成员遴选以及道德监督职能,监察官制度亦深深地介入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的官制,这些职能的确立标志着监察官制度在共和国政制发展过程中的职能定型乃至实质定型。经历了大幅扩张之后的共和国,大量资本和财产的涌入以及连年的征战致使共和国在生产关系层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监察官制度逐渐失去了之前稳定的、以财产作为标准的分层社会结构,依靠分层市民群体存在的监察官制度无法继续履行其约束、塑造、引导市民的功能。在形式上,暴力因素对政治的介入则剥夺了监察官制度履行其职能的制度支撑,在价值上,原有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使监察官制度失去了制度设计目标和评价标准,最终监察官制度与共和国政制一道衰亡。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共和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观念孕育出了以“道德权力”为主要内涵的监察官制度;在导向鲜明、取向突出、源流深远的道德观念和有效稳定的政治制度的支持下,监察官制度自上而下地发挥着“上层建筑”对共和国社会生活的反作用,着重制约、引导、塑造参与公共生活的个人,为“共和国”这个共同体保驾护航。而监察官模式代表的“道德权力”模式亦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孕育了影响深远的“权力制衡”思想,但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亦高度评价了针对个人的监察官制度,肯定了监察官制度为代表的“权力制约”思想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维护共同体除去“权力制衡”之外的其他路径。对于监察官制度孕育出的“道德权力”模式的直接尝试并不成功,但监察官制度所代表的约束公权力和维护共同体的另一条路径,并未失去其自身的价值,在合适的条件下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