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证实了情绪可塑性信念对各种心理疾病的影响,少有研究关注情绪可塑性信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且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完成的。本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考察了大学生情绪可塑性信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运用情绪的内隐理论问卷、情绪调节量表、生活满意度问卷和正负情绪量表对兰州的三所大学6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验,调查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情绪增长论和实体论的人数比例,并分析了情绪可塑性信念、情绪调节策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情绪可塑性信念正向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2）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分别部分中介了情绪可塑性信念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其中情绪可塑性信念正向影响认知重评且认知重评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而情绪可塑性信念正向影响表达抑制且表达抑制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研究二采用深入访谈的方法,向10名受访者提供了一个引发负面情绪的情景,要求被试进行相关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探讨了情绪增长论者的情绪调节方式。结果发现,情绪增长论者相比情绪实体论者积极使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表达抑制、表达宣泄。通过以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大学生情绪可塑性信念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情绪增长论者比实体论者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2）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分别在情绪可塑性信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增长论者比实体论者有着更多认知重评的使用,从而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情绪增长论者比实体论者有着更多的表达抑制的使用,从而一定程度降低了主观幸福感。（3）情绪增长论者积极采用各种先行关注和反应关注的策略来调节情绪。这些结论意味着,情绪可塑性信念对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且与西方人相比,情绪可塑性信念对中国人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有着不同的影响,可能对情绪可塑性信念的干预可以改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