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环境司法治理偏向事后救济,但生态环境破坏具有明显的不可逆性,仅仅在实质性损害结果出现之后才介入处理很难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治理形势,因此有必要从源头上规制环境风险,根治环境问题。2015年,《环民解释》第一条便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出明确规定,使公益诉讼的功能从事后救济向事先预防拓展,但该规范过于模糊,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以风险社会理论和利益衡量理论为基础,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有关机关和组织在损害还未形成或者损害发生之虞,针对重大风险行为提起的诉讼活动,具有预防性、法定性、利益可期待性等特征。虽然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经在立法中建立起初步框架,实践中亦出现零星案例,但由于存在重大风险认定困难、证明规则模糊、预防性责任存在不足等问题,阻碍了该制度预防功能的充分实现。面对现存困境,结合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应当完善相关机制。针对重大风险认定困难的问题,通过阐释重大风险内涵,明确重大风险应为损害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环境危险,并且将其进一步划分为环境污染风险和生态破坏风险两种类型,优化对应的认定路径。针对证明规则模糊的问题,通过对现行环境侵权诉讼领域内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分析,建议完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引入价值判断,并且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划分不同的证明标准,实现证明标准多元化。针对预防性责任的不足之处,可以增设环保禁止令和司法建议制度来拓宽预防性责任承担形式,并且配备详细具体的执行方案和配套保障措施来提高执行力度,确保责任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