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2017年,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企业并购浪潮。在并购重组过程中,评估机构需要对并购标的企业进行盈利预测,在这基础上对标的企业进行估值,但是在盈利预测方面会受到评估技术、未来环境变化的影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业绩承诺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确保在交易中并购标的估值的合理性,锁定未来收益,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保护中小投资者。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在并购中广泛使用业绩承诺,出现了大量高溢价收购、作出高业绩承诺的现象,使得业绩承诺不达标,业绩精准达标,承诺期满后业绩下滑和无法履行业绩补偿等现象屡见不鲜。在巨大的业绩压力下,业绩承诺制度也诱发诸多衍生风险。为了避免业绩承诺不达标,支付高额补偿款,标的企业已逐步跨越了盈余管理的界限,利用财务舞弊手段实现业绩精准达标,不仅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且破坏资本市场秩序,阻碍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本文选取的案例研究对象为同济堂,2016年借壳啤酒花上市,因存在成功实现借壳上市、获得市场短期效应等动机,同济堂作出高额的业绩承诺。2016-2018年同济堂实现的扣非净利润均能精准达成业绩承诺。但在2019年业绩承诺期满后业绩大幅下滑。2022年同济堂的财务舞弊行为遭到证监会处罚。同济堂2016-2019年4年虚增营业收入211.21亿元,虚增净利润27.29亿元,是继康美药业之后,医药行业又一起巨额财务舞弊案例被披露,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此外,同济堂在借壳上市时作出的业绩承诺对其上市后的财务舞弊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从交易双方业绩承诺动机、业绩承诺诱发财务舞弊的动因和识别财务舞弊等方面展开研究,并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监管部门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以期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