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被害人自决权是长时间隐匿在“被害人同意”之下的一个丰富命题,被害人学的发展引起了对被害人的自决权界限、内容等规范意义与被害人自决权利来源等问题的价值思考。被害人自决权在德日刑法理论中讨论较多,近年来,我国关于被害人自决权的讨论也在逐步展开并蓬勃发展,但德日被害人自决权的相关学说在我国有“水土不服”之情势,主要表现为被害人自决权的权利本源、被害人自决权的实现方式以及被害人自决权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等方面。但无论是理论根基还是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都与我国刑法规定与其背后蕴涵的法律思想方枘圆凿,这不仅导致学术研究混乱,亦给实践带来了很大困惑。然而,在法律发展中国本土化的呐喊声中,被害人自决权的研究也应朝这方面努力:被害人自决权实际上就是被害人自我决定处分自身法益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反映法规范对被害人予以何种程度保护的问题;中国的本土化优势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刑法家长主义既是引入被害人自决权的阻力——因为被害人自决权不产生于此,没有明显的思想根基;也可以是被害人自决权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传统法律家长主义的干预导致的种种不自由,使得被害人自决权的正当性、迫切性、需求性更甚。因此,被害人自决权的中国本土化应当首先明确被害人自决权的研究现状与实践困境,其次再分析被害人自决权移植于我国所面临的困境之原因,再次探索被害人自决权适用于我国所依赖的传统法律文化根基,最后,对被害人自决权的实现原则、应用领域、实现方式做本土化分析。全文共6.4万余字,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被害人自决权的理论窠臼与司法困窘。通过对被害人的理论研究现状与实践困境的分析发现:被害人自决权研究采“拿来主义”、被害人自决权内容不明晰、被害人自决权在犯罪论体系中位置不明以及被害人自决权在生命、身体健康、财产、个人信息等领域的适用各有争议,而中国现有刑法面对被害人自决权的学术理论,尚不能答复“舶来的”被害人自决权的以上困惑。在司法实践上,学说与司法实践的分离现象加剧,司法实践仍按照传统刑法家长主义给予被害人以绝对保护而忽略了被害人处分自身法益的自主权利与现实需要。第二部分:被害人自决权困境成因初探。首先,我国传统法律家长主义倡导被害人权利由刑法守护,并不存在被害人自决权的理论与实践空间。在对隆礼至法的法传统的传承下,西方文明的涌入促使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法律开始重视个人平等与自由之权利以及个体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而被害人自决权的引入进一步将被害人与行为人的关系以及被害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置于广泛讨论之平台。其次,现代医学的发展虽治愈了大量疾病,延缓人均寿命,但仍有医学尚不能攻克之难题,医学困境加剧了这种冲突,使得被害人自决权的具体适用领域之“安乐死”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最后,时代变革加剧了社会风险使得被害人可自决事项扩张:网络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活动领域,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风险,被害人在风险领域的自我冒险使得被害人权利受损进一步刺激了刑法对被害人保护限度的思考。遗憾的是,被害人自决权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尚未找到适合自己的学说体系,现有犯罪构成要件体系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争执不断,不仅体现在学界呼吁变革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的基础上建构被害人自决权的体系性位置,而且体现在被害人自决权的理论尚未面向中国,回答中国问题,解决中国司法之难题。第三部分:被害人自决权中国本土化的文化基底。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隆礼至法”的儒家文化与法律的结合。礼法结合不仅体现在“礼”作为人们心中的大法,指引着人们对法的理解与实践,还体现在法律中有关“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对“无讼”思想、民本思想的贯彻实践。其次,中国传统刑法家长主义受到了西方刑法文化的冲击导致中国法律摒弃了传统法律文化以资变革之需要,转而向理性的现代化法律过度,但还保留着传统刑法家长主义的习惯。最后,被害人自决权在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制度结合之上仍有适用之空间,一是通过对刑法家长主义做现代化解释,表明刑法家长主义并非一味地保护被害人,更为重要的是理性思考刑法以家长之身份对子女之自我决定的尊重;二是通过对民本思想的现代化解释,思考刑法之公权力与人的私权利之关系与界限,为刑法家长主义让渡部分私权提供本源解释;三是通过对“无讼”思想的现代化应用,主要是对社会稳定与个人权利行使之思考,表明被害人自决权仍符合法律必不可少的温情以及符合社会连带关系的现实情状。第四部分:被害人自决权本土化的体系建构。首先,通过传统刑法中的“慎刑”思想的现代化运用,将其贯彻到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之中,阐明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对犯罪行为人、犯罪被害人以及两者关系之运用,主张法益是被害人自决权实现的判断依据,并且在尊重被害人自决的情况下,对被害人自决权采取保守主义是尊重历史与现实的选择。其次,在被害人自决的法益中,被害人法益自决规则如下:一是在被害人自决生命权的限度上,他人不为实现被害人的生命更高价值与尊严的“恣意”行为是不应当被允许的,而刑法应予尊重被害人为了保留生命之尊严的决定。二是在被害人身体健康的自决限度上,仍不应允许行为人帮助、教唆被害人自伤致重伤的行为,尊重被害人自决而致医疗伤害、竞技伤害、轻微伤害的自由。三是在诈骗罪中,刑法应不予让渡财产保护权与被害人,进而苛责被害人自我答责。四是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被害人的自我决定致使个人信息泄露的,应该对结果负一部分责任,进而影响行为人的责任划分。第五部分:被害人自决权的实现方式。第一,在故意犯罪领域,因为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承诺本质都是被害人权利的让渡,两者在犯罪论体系的中的位置划分不适应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不主张区分两者,两者皆属于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第二,在过失犯罪领域中,刑法应当尊重被害人自决权在自我危害的参与的应用,由此导致的结果应由被害人自行承担;在“基于合意的他者损害”中,被害人冒险“陷入危险”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自我决定权的重心内容,而行为人的“过失”“行为”“结果”已经满足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相关犯罪构成,因此,刑法应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施予过失行为人责任。总之,大陆法系中的“被害人自决权”已浸润到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划分。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看待外来的理论,有利于构建本土化的被害人自决权相关理论,而非一味追随大陆法系脚步。在现有的刑法规定与理论探究的基础上,对被害人自决权引入的思考本着保守又进步的态度,既是尊重我国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顾及公众对刑法的接受程度与限度,亦是遵循我国刑法在犯罪构成体系上的自然发展规律。未来对被害人自决权的运用,无论是否仍属于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都应当遵循法律本身发展的规律以及现实实践中公众的法律感情,毕竟法律是一门社会科学,平实的法律才能够长久地贯彻在社会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