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独立担保的形式,银行保函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交往中应用十分广泛,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由于银行保函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特性,三方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基础交易合同关系的各自独立,使得在银行保函下时常发生受益人的欺诈行为,给交易各方带来了风险。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银行保函的作用,尽可能减少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所带来的损失,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各种手段进行救济。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国一般采取对欺诈认定的实质性标准,同时规定了欺诈例外抗辩权,在受益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之后,法院可依申请人或银行的申请实施临时性的救济措施,包括大陆法系的保全措施命令和英美法系的法院禁令。与目前国际社会中银行保函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符的是,我国《担保法》以及相关法律并未对银行保函甚至独立担保进行规定。我国立法仅仅对从属性的担保进行了规定,不承认独立担保的合法性。在具体实践中,对于银行保函,我国仅对涉外银行保函的独立性予以承认,而不承认国内银行保函的独立性,可以说,我国对独立担保的规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对于银行保函的欺诈问题,我国对其进行认定依据的只是一般性的原则,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令人比较欣慰的是,我国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对行为保全制度进行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欺诈的救济措施,但这种规定依然缺乏针对性,尚不够具体。因此,文章在对西方国家的判例、立法以及国际公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银行保函的概念、欺诈的定性、欺诈抗辩权的确立以及欺诈的救济措施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一种统一标准供我国立法者参考,为我国银行保函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