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汉画像石大约产生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汉画像石作为墓葬及墓前建筑内部主要装饰形式,无疑与视觉图像表达方式有着共通之处,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中国两千多年前汉代的社会、文化与信仰的演进历程,揭示出其时代文化内涵及审美表达方式,对于探知与把握图像表达的未知世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山东地区则是全国四大画像石聚集地之一,其画像石分布密集且数量庞大,在全国范围内占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地位。本文中的山东地区,其地理范围指的是以鲁西南的济宁、枣庄、临沂等地为中心,东至胶东半岛,西至鲁豫交界处,向南到鲁苏皖三省交界区域,北至滨州、东营黄河三角洲地区。由于在上述区域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与艺术特征,因此学术界通常是把该地域的汉画像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以与南阳地区、四川地区和陕北地区等相区别。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地域特点明显,并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画像石的造型艺术方面地域特色突出。事实上,汉画像艺术不仅体现出象征主义的审美思想,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整个两汉时期,汉画像都是作为统治阶及精英阶层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因此其具体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信仰,同时也体现了时人采用多样的造型艺术将上述内容进行艺术化表达的独特方式。纵观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造型处理、构图处理、装饰处理与材料处理四个方面。首先是造型形象的变形处理,也就是剪影法的运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大多采用剪影的平面形式来表现造型的典型动态。其次是构图的处理即分割法的应用。汉代匠人对于画像石的画面常常通过分割法的处理而使得画面具有秩序的美感。再次就是装饰的处理,也就是填充法的大量运用。画像石的人物造型之间,通常会用其他的造型来填补形与形之间的空白,以达到充实丰满的效果。第四是对材料的处理,汉代匠人常常使用减地法。这是一种为了保留主体造型而剔去造型以外的空间的雕刻方法,以达到主题突出的效果。减地法早在战国时期高端玉器上就已经被采用,汉代匠人将其大量运用到画像石雕刻艺术上,并对后世的各种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山东地区汉代石匠们采用了具有上述特点的工艺技术,才有了本地区汉画像石雄浑大气、舒朗有度、繁而不呆的艺术特征。本文在对两汉之交的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对雕刻技法特征的剖析与商榷之外,还将从现象深入本质深入探究其相对应的社会、思想、审美内涵。本研究将山东汉画像石创作题材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种是日常生活题材。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日常生活题材最为常见,其中的乐舞百戏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出现的数量较多,反映的是两汉时期官宦富贾宴饮乐舞场景与风俗习惯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关的庭院庖厨,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场景,也是画像石题材中的世俗生活题材;另一日常生活题材是汉代统治阶级的狩猎活动,这时的狩猎已经不单纯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健身活动,因此成为常见题材。第二种是历史故事题材。历史故事题材在整个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此类题材在画像石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起着“以德为教、惩戒后世”的作用。这些历史故事题材可分为王侯类、名臣类、义士类、孝子类、烈女类及圣贤类等。从这些分类里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明王先贤、义士孝子们的品德及儒家伦理思想。第三种是战争类题材。战争题材的画像石表现内容一般集中在胡汉战争方面,具体内容有献俘、交战、胡王等固定内容。第四种是神仙祥瑞类题材。在神仙祥瑞类题材中较常见的是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神异怪兽等形象的描绘。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分类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墓葬及墓前祠堂,其造型结构深受所表现的各类题材的影响,人们通过把墓主人放置到世俗与神仙两界并存的同一个空间维度,并希望由此达到在时空观上存在着的生前死后的递进关系。这是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教化的死后升仙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映,是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理想化图像表达。上述创作题材的表现方式往往造型特点突出,成为汉画图像中风格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两汉时期,为强化封建依附关系,统治阶级不断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标榜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这可以看做是画像石墓大量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也是汉画像石图像中出现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神仙异兽等形象的依据。除了社会原因,笔者还认为这些造型形象的来源与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艺术观念以及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相关。除了受到儒家孝道思想观念的影响之外,这些造型形象还与汉代重厚葬之风的盛行,以及灵魂永生观念与来世信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作为汉代墓葬重要组成部分的汉画图像中的造型艺术,必然也是这一观念和信仰的产物。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早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就已产生,东汉中后期则成为其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石作品,也成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与神话传说与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画像石亦不例外。古代中国社会人们常常会把统治阶级所崇尚的思想作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要素,从汉画像石的题材中亦不难窥见这一影响的具体存在。汉画图像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主要有古先圣贤、忠臣模范、列女孝子、传说人物等,来源于汉代的历史记载和人物传说,目的是“明劝诫,助人伦”,行使图画的教育功能。统治阶级的神仙思想,对于汉画像造型的表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仙思想根植于人类的求生本能,对死亡的恐惧与对长寿的期盼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对于不死的追求,在先秦的王公贵族那里已经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他们是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希望长生不老,想把自己在现实中享受的富贵生活永远延续下去,可见求仙思潮在汉代已经达到鼎盛且有其阶级统治的基础,画像石的形象表达也就深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民间祥瑞造型形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折射了彼时人类社会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追求,也体现了华夏民族延续存在的信仰追求。随着汉代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诸国陆路、海路联系的增多,异域的人物与各种动物组合的形象也随之传播到中原地区,使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诸如多髯长毛的人物形象,更有多种不同组合的形象出现,如人头马、九头蛇、鸟头怪、饕餮组合等。这些造型形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中亚西亚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山东地区画像石的造型形态产生的原因,可以围绕统治阶层的统治方式、民间祥瑞思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地域造型形态的产生必然有社会、思想及文化方面的源流与根源,两汉社会统治阶级把儒道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说教,进而巩固其阶级地位,而两汉对外交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融合,也是画像石造型形态产生的重要根源。齐鲁之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紧邻鲁南的苏北地区以及巫风盛行的荆楚之地,前者为画像石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则成为画像石造型艺术上的源泉。因此,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造型形像更是千变万化且多姿多彩,兼具细腻与雄壮之风。在此背景下,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的造型风格演变与审美形态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是我国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