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将人口作为一个经济变量来进行研究时,通常关注的只是人口总量的增长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却忽略了在人口增长的动态过程中所出现的人口年龄分布的不断变化。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当社会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阶段时,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生产性人口为经济增长将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本文在此背景上展开,以人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四川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为分析背景,将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进行有机整合,通过搜集、分析大量的数据、资料,探讨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回顾了中外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提法,并对本文的人口红利进行概念界定,为后续研究做好理论准备。其次,回顾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口因素,并从理论模型上验证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阐述人口红利的兑现条件,完成理论部分的阐述。在完成理论部分的说明后,本文系统地研究四川的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期的特征。在广泛收集四川人口红利期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人口红利与四川经济增长进行相关分析,并分析红利影响四川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指出新形势下四川人口红利面临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做了以下的理论创新尝试。第一,对于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层面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提炼和归纳。第二,利用经济增长理论详细分析了人口红利影响四川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之前的学者在谈及人口红利与四川经济增长,只是从表面数据上考察人口红利对于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对于人口红利影响四川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样的文章还鲜见。所以本文尝试做了这样的工作。处了以上的创新尝试,本文对于四川的经济增长,有以下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对人口红利进行概念界定,并考察四川人口红利期的特征。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大致从1986年开始,到2030年前后结束,持续40多年。此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段:2001年前,少儿负担系数相对较高,总体在30%以上,老年负担系数较低,总体在10%以下;从2002年到2016年,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都比较低,总负担系数均低于40%,也就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最多仅供养0.4个非劳动年龄人口,是四川人口负担程度最轻的时段;2017年以后,少儿负担系数仍然较低且保持稳定,大体在20%—22%上下,老年负担系数则不断攀升,将从20%提高到30%。能否根据不同时段的特点,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对推进四川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以四川为例,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人口转变是通过那些机制促进了经济增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使我们可以观察到隐藏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并通过对未来人口转变趋势的预测,掌握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变量的发展方向以及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提前提出应对措施,促进四川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保持平稳高增长。再次,从人口红利的角度阐述完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必要性。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会因此而加速消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成对经济增长产生遏制作用的老年人口负担。在人口红利期过后,面对的是老龄化的挑战。一旦人口变迁的过程完成,人口红利收于囊中,政府将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赡养老人?最后,为四川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提供经济视角。本文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四川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存在,系统地阐明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对未来四川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对如何充分兑现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以及如何面对人口红利消失的隐患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些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和变化规律,并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