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中国电影史言说中,长城画片公司往往作为一个边缘的叙述对象被提及,它与同时期的神州影片公司及其出品的影片相似,颇具知识分子气质,因此常常作为“组合”被谈起。然而,尽管都由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创办,“长城”与“神州”在公司创办、人员配置、制片策略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其中的异质性为如今研究长城画片公司提供了契机和条件。某种意义上,过去的电影史对长城画片公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本论文欲再次回首“长城”的兴衰历程,对它作出客观的分析,旨在为早期中国电影历史的图谱书写略尽绵薄之力。本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的缘起和研究意义。第一章“在纽约的中国电影公司——‘长城’的初步组建（1921-1923）”主要从《红灯照》《初生》在纽约的放映开始梳理,不堪被辱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怀抱着强烈的爱国心在纽约创立“长城”,1923年,“长城”从纽约跨海回到上海,开始了新的探索时期。第二章“自觉探索下的创作之路（1924-1926）”以1924年到1926年这一时期的“长城”及其电影创作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问题片”的创作是“长城”在这一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侯曜的编导观深刻影响着公司的制片方向。第三章“尝试转型与突破:商业热潮中的创作转型（1927-1931）”主要指涉“长城”的后期风格,在侯曜离开后,“长城”先后进行了多次人员扩充和改组,制片策略不同于前期的“社会问题片”,而是更加注重与观众欣赏趣味的贴合。同时,要强调的是,“长城”在这一时期还探索了动画短片的创作,显示出在类型尝试上的不懈努力。第四章“艺术·市场·传播:‘长城’的制片策略与企业生产”主要从企业生产和制片策略的层面切入,就“长城”和“神州”进行比较研究,并深入分析了“长城”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同时,作为市场营销的组成部分,对《长城特刊》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结语部分通过对“长城”的整体回溯,描摹、确立了它在中国电影史中的地位。此外,本文还论及其中的经验和规律及其对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