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苏联解体以后，在南高加索地区主要行为体，包括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在面临相同权力真空的条件或者有机会获得势力范围的情况下，表现不同的原因。苏联的解体也引发了两个国际公认国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在南高加索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1988-1994）。尽管自1988年以来，对冲突的担忧就已经出现了，但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开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明确和正式地表明保护阿塞拜疆的立场并且与阿塞拜疆在1993年建立正式联盟，开始实行对亚美尼亚的经济禁运，并在亚美尼亚的边界集结军队，对亚美尼亚实施外交孤立；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伊朗都保持中立的立场,仍然与两个小国建立正常的双边伙伴关系,尽管还存在一些非正式的和隐秘性的行动。有趣的是，在1992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都成为集体安全条约的成员国，甚至在停火（1994年）三年后，俄罗斯还与亚美尼亚签署了军事协定。然而，俄罗斯至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其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折中态度。而伊朗，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阿塞拜疆人，但却从来没有站着保护阿塞拜疆的位置，而是始终保持平衡的立场。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强调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周边周边主要行为体对冲突双方和冲突本身所采用的外交政策的差异。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战争的动机和联盟的目的提供了富有见解的理论假设，但是仍然有必要依据结果来探讨联盟对其成员国行为的约束。联盟成员间存在着多维度的关系模式，由于联盟国提出的政策不一致使得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类型的关系和互动。根据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导致联盟出现的动机和目标同样应该领引其成员国采取特定的政策。然而,我注意到在南高加索地区，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决定分属不同联盟的国家的当前行为。虽然国际体系会引发强大的约束与限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主要大国依然坚持它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议程，甚至奉行与其盟友不同的政策。这意味着在体系和运行于国际体系的联盟之外，存在着某种更强大的、能够决定国家行为的力量。相反，我强调国内政治结构和被置于这种结构下的政治秩序，以期发现各国实行不同政策的原因。第一章还包括在南高加索地区有关联盟的形成和安全研究的文献综述。尽管有许多著作会涉及到这个主题，但是主要行为体及其对冲突双方和冲突本身所持的态度与民主化和专制化的关联做出全面解释的研究寥寥无几。第二章阐释了新型的风险和理论假设，并且设计一种框架为这种风险的功能作出解释。要点在于,对于领导者而言，如果不结盟或试图对冲突双方持中立立场所冒的生存风险远远大于联盟行为的风险。因此他们不得不加入联盟和偏袒一方，而不是对冲突双方保持平衡立场。但不结盟本身的风险取决于国内政治结构和这一结构下的民主化或专制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权类型和政府是民主化还是集权化做出分类和定义就可以得出结盟行为和非结盟行为的风险比率。如果不结盟的风险大于结盟的风险，那么周边的主要国家就会打算参与结盟，并且不得不展示对一方的偏袒；否则它们将会保持折中态度，即使它们打算要与冲突的一方结盟。民主化理论的提出者爱德华·D·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提供了有关民主化过程中国家行为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解释，但是对于民主化在其初始阶段的命运却几乎没有论及。此外，民主化理论也无法充分解释处于深度专制化中的国家的行为。然而，专制政治本身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在面临外部环境的相同条件下表现也会不同。由于我们需要处理民主化与专制化，所以我们还需要另外的关于民主化和专制化的学说假设，有些独裁政府未能成为统一团结的专制政权，因为他们的精英们无法达成共识、依靠灵活的制度。相反，他们让制度依靠他们，没有他们制度将处于弱势地位。一些民主国家也未能成为统一的民主国家，从而有可能制定好战的对外政策，因为政策的制订是基于种族或宗教分类而产生了负面的认同与自由问题，而没有做到从普遍的人类价值和权利出发。第三章提出一个论点，即在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或者种族以及语言身份对政府精英来说十分重要，由于国内政治结构的缘故，如果不结盟会导致风险的产生，这是因为民主巩固的不完善使得他们陷入了不利的处境。在土耳其，亲阿塞拜疆的议会与社会舆论清晰地指出阿塞拜疆明显优于亚美尼亚，在某些观察家和学者看来，亚美尼亚人是二等公民（主要细节介绍在第三章）。本文作者认为，大屠杀并非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交恶的主要原因。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关系的主要障碍，因为阿塞拜疆坚持对亚美尼亚实施封锁。阿塞拜疆的精英从国内层面出发，需要为自身生存和合法性儿维持亚美尼亚与本国的这种关系，儿土耳其适应了这种偏好。由于土耳其国家民主巩固的不完善，需要通过保护阿塞拜疆的利益来维护土耳其境内阿塞拜疆族人的利益，因为这种种族亲和对土耳其非常重要。此外，土耳其的政治精英们为了在选举期间拉选票，甚至鼓舞反亚美尼亚的民族情绪和亲土耳其的爱国情怀。这说明一切都是民主巩固不完善的结果，亚美尼亚不应该指望与土耳其这个民主巩固不完善的国家有任何关系上的改善。我个人观点的逻辑在于，巩固的民主制度可以消除土耳其精英改变其政策的风险，同时也将会避免民族认同所产生的高昂代价。第四章我将提出一个论点：对于非民主化国家的领导层来说，由于国内结构与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不论是身份认同还是意识形态都不会因不结盟而引发真实的国内风险，这是俄罗斯对于盟友的亚美尼亚和非盟友阿塞拜疆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俄罗斯于1991年开启民主化之后的一两年后，我们甚至看到了与民主化相反的方向，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在像叶利钦以及他的继任者普京手里。虽然国家处于虽然专制化下的国家制订好战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比民主化国家要小，但是专制化有待巩固，因为稳固的专制政治对于地区和平的确立更为可靠。然而，俄罗斯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因为精英们的共识是不存在的。该系统更多地依靠个别领导而不是依靠运行流程的系统。如果没有共识的话，系统内部的其他角色都不会愿意分享各自的生存成本。他们只会想要去分享好处与利益。讽刺的是，领导人将会寻求适用于好战的和冒险的外交政策，以便在国内层面寻找到合法性和更多的支持者。这大概类似于“纸牌戏”，或者得到一切，或者失去一切。这便是俄罗斯提供给其盟友的敌人阿塞拜疆武器的原因，并且由于俄罗斯支持冲突双方的军事化所以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对该地区造成了不稳定。很明显，在从俄罗斯那里得到重型武器和导弹系统之后，阿塞拜疆将比以往更具侵略性。第五章提出了一个论点，对伊朗的领导层而言，由于国内政治结构的缘故，不论是身份认同还是意识形态都不会引发一场国内的风险，即使他们保持中立而不是联盟。与俄罗斯相比，伊朗对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可能会形成更加稳固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因为在后冷战时期，它开始表现出专制政权的巩固的征兆，这得益于相对有竞争力的总统选举在总统和宗教之一的机构之间存在共识，以及总统和宗教之间存在的共识。竞争力是通过改变控制政府的不同领导人所属的党派或阵营来衡量的。第六章重点研究西方国家在南高加索地区施加的影响，思考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西方国家对南高加索地区采用的与其盟友土耳其不同的方法和途径。主要的观点是西方国家对于南高加索国家以及该地区的主要邻国的态度，更多地取决于西方支持西方政治价值观而非短期物质利益的意图，这是因为西方的目的是为了传播统一的民主制度。我的观点是，尽管存在非对称关系，但西方仍有必要避免与南高加索其他国家冲突，然后通过调整对伊朗的政策，在南高加索地区扮演打破平衡的和成功的角色。除了军事机构，西方利用软实力来管理不对称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其他国家去互动和处理这种软实力的能力来预料结果的类型。最后一章也包括一些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可能更深地卷入该地区。在我看来，当中国对冲突双方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国内政治结构不会引发任何类型的内部风险。然而，除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存在认同政治的风险，因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正处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冲突之中，并且阿塞拜疆正试图证明这个问题关乎着其领土完整。我认为，可以将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两个术语分开，因为在卡拉巴赫问题这一事例中，领土完整包含着不只一个种族，而在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例中，包含的是同一种族和两岸同样的人民，卡拉巴赫的领土完整的问题是包含了很多种族,而中国的重新统一则是相同的种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是同样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