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对于我国来讲,人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民发展。这一方面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农民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在于目前我国农民发展问题的极端严峻性。农民非农化发展正是立足于寻求农民发展的非农化出路进行立题和破题。 本文的研究将农民限定为具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中观层次上的定义,其数量多于职业的农民而少于户籍的农民。农民非农化发展从非农化视角探求农民发展的出路,其含义至少包括三个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层次,它们分别是农民的非农化职业转换、农民的城市化地域转移、农民的市民化角色转变。其中,非农化职业转换是农民非农化发展的起点和基本标志,城市化地域转移是农民非农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市民化角色转变是农民非农化发展的最终归宿。对农民非农化发展含义的界定为全文思路与框架的设计奠定了基础。三个层次的农民非农化发展分别成为论文的三个分论部分,它们和引论(前言)、总论(第一章)以及结论(结语)部分浑然一体,成就了论文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事实上,农民的非农化发展一直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伴,并不是改革以来才出现的新现象。只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改革以前的农民非农化发展受到颇多限制而表现得很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非农化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就地非农化为主的阶段和九十年代以来以异地非农化为主的阶段。 建立于二元结构基础上的劳动力高位转移以实现个人利益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理论,是我国农民非农化发展的理论来源。而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日渐松动的政府政策等,为农民非农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现实条件。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制度正在改革和完善之中。而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主体,无疑给农民非农化发展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表现为一方面政府意识到非农化的意义与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从而转变态度调整政策(制度)为农民非农化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又对农民非农化发展顾虑重重,因而延续了习惯上的城市偏向政策,成为农民非农化发展的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农民非农化发展虽然有了阶段性的跃升,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为:大规模的职业转换正在进行,地域转移逐步在发生,以身份变更为标志的角色转变还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