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深度融合是大数据时代实现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要求。尽管已有研究强调了税收征管技术在提高征税能力、提升征管效率中的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尚未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估。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与推广能有效打破与纳税主体及第三方的信息壁垒,通过掌握更多的涉税信息形成“税法威慑”,进而有效减少企业逃税、尽可能做到“应收尽收”,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技术在压缩企业逃税空间的同时,会使得企业实际税负不断逼近名义税率,短期加重企业“税负痛苦”,由此可能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基于此,理论界需要高度关注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为一国税制的调整与优化提供充分的经验证据。中国政府在历次的税制改革中,都高度重视税收征管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特别是近年来,“金税三期”工程的构建充分融入了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有利于税务机关跨地区、跨行业跟踪和记录纳税人的投资、生产、分配和消费行为,立体化呈现纳税企业的涉税信息,极大地提高了税务机关对涉税信息的监管能力。实质上,这为我们科学分析税收征管技术的经济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在我国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征税能力大幅提升的条件约束下,探讨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有助于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以更好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理论和现实的背景,本文尝试以企业逃税空间为切入点,以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为落脚点,相对更为全面的探究税收征管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后,本文首先将税收征管技术纳入传统的“A-S逃税模型”,厘清了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压缩企业逃税空间、影响企业实际税负的理论逻辑;其次,从企业投资行为的视角出发,在“新古典投资理论”和“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了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税负冲击影响企业国内投资和海外投资的作用机理;最后,在上述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Quasi-natural Experiment）,采用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对相应的理论推论进行实证检验。文章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税收征管技术进步能有效提高政府征税能力、减少企业逃税行为。但与此同时,逃税空间的压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企业的实际税负。文章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对逃税动机更强的民营企业、征管弹性更大的地税企业以及信息监管难度更高的征纳合谋企业影响更大;同时,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对企业逃税的“打击效应”更多的作用在企业所得税上;而在财政收入目标设定更高的地区,“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果也更为明显,说明涉税信息监管能力的提升能为地方政府完成财政收入任务提供便利。文章的拓展性分析则发现,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在降低企业逃税、推高实际税负的同时,还影响了企业盈利能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前减税政策的红利。同时,税收征管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为降低企业名义税率、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提供了空间。（2）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税负冲击显著减少了企业在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样本平均水平而言,企业投资的下降幅度达18.8%。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税后收益、间接削弱了企业的现金供给能力,这是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税负增加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机理。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结构的角度来看,“金税三期”工程不仅影响了企业对厂房和生产设备的投资,还造成了企业研发投入的下滑,这既不利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也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且从长期来看,研发投入的不足将严重制约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行业属性层面的分析则进一步发现,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3）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带来的国内税收环境变化会促使企业出于国际避税动机而增加对外投资,平均而言,企业对外投资的概率提升了约8%。文章通过大量的异质性分析验证了企业的国际避税动机,我们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企业对外投资概率的提升主要显著的存在于“避税地样本”中。且从国际避税动机的强弱来看,国内实际税率越高的企业,其对进行外投资的概率越为明显。同时,与避税地签订的税收情报交换协定能显著削弱国际避税动机,企业对外投资的概率在该类企业中不再显著。而通过出口向海外投资的关联企业实施转让定价,是中国企业进行国际避税的主要手段。结果显示,征管技术进步、征税能力提升的“对外投资效应”在出口型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评估与测算显示,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施的国际避税造成了显著的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这说明,一国“税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既需要国内征管技术的有力支撑,也需要对国际税收事务的深度参与,只有国内国际两种涉税资源的有机整合,才能最大化的维护国家正当税收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