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是新时期翻译学术期刊的领头者,自1979年创刊以来,一直是我国开展翻译研究的主要阵地,其在组织和引导国内翻译学发展的效用明显。目前对于《中国翻译》的相关研究大多围绕其本身或其与其它期刊的载文定量分析,集中于描述特定时段国内翻译研究动态,缺乏对《中国翻译》在我国翻译学建设中所发挥的效用的研究。论文通过量化统计法、知识图谱法、文本细读法、综合比较法和原因分析法,选取《中国翻译》（1979-2020）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研究热点和主要讨论的内容,将该刊划分为初创期（1979-1986）、转型期（1987-2000）和发展期（2001-2020）三个阶段,考察了三个历史时期研究热点及争论焦点所引起的效应,探讨了《中国翻译》在推进我国翻译学发展中的效用所在,并探究了此三个时期翻译研究话题发生转变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在初创期,为正确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适应四化建设和提高翻译质量的需要,国内学者多围绕翻译实践技巧和翻译经验展开讨论,《中国翻译》为推动彼时译技的交流搭建了一个互动平台,“国外翻译理论评介”专栏的开设更是启蒙了时人的现代翻译理论意识;在转型期,得益于各类翻译研讨会议的召开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持续引进,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是否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中国翻译》则为能否、是否和如何建立翻译学提供了一个争鸣的园地,促进了国内翻译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的觉醒;在发展期,由于受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推动和翻译进入“职业化时代”要求的影响,国内学者发出“重新定义定位翻译”的倡议,而《中国翻译》则为翻译学术共同体对翻译观的重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跳板。正是借助《中国翻译》这个学术平台,我国译学界组织了多次重要的学术争鸣与讨论,而其他期刊、杂志的积极跟进和响应则是其批评效应的外在表现。通过争论,相关概念得到澄清,问题得到深化,这无疑对翻译学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本研究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时期以来的翻译期刊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