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昆山反杀案”等的发生,对于在防卫过程中,对不法状况产生误认时,如何评价后续反击行为的性质产生了争议。我国由此产生了事前与事后两种认定不法的标准。例如在昆山案中,按照传统的事后标准,防卫人后续追砍行为显然构成假想防卫。而按照新近的事前标准,防卫人则构成正当防卫。本文的核心就在于解决这种防卫误认情况下,结果的风险到底由谁承担更加合理。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前言部分正是结合上述所提的这一风险分配难题,并以风险的创设是否可以归责于攻击者为标准,对误认的范围进行限定。进而提出本文所要处理的防卫误认主要限于不法程度与不法结束两种误认类型。第一部分,主要结合了已经发生的多个真实司法案例,总结出当面对上述两种防卫误认难题时,可能会出现的三种司法结论。第一种是最近多数倾向的观点,认定为正当防卫;第二种是当整个行为过程时间较为短凑时,倾向于认定防卫过当;第三种是事后来看,行为略有间隔时,倾向认定为一般侵害。第二部分,则详细综述了德国、日本和我国当下理论对这两种误认类型的处理方法。如德国对防卫过程中不法的误认,采取了事后标准说,但同时规定了基于惊慌失措等原因可以排除责任的法律规定。而日本对于这种基于认识错误的连续反击行为,主流意见是采取的整体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就是把反击的第一行为与后续行为评价为一个防卫行为,同时由于第二行为造成了超出必要限度的结果,最终在整体上,评价为一个防卫过当。我国则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要唤醒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提倡从传统的事后标准说,转化成事前标准说,来认定是否存在正当防卫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得不说,这种思路的转变,是符合当下对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潮流,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味的倾向于保护防卫人的法益。第三部分,为了可以更好的对事前与事后不法认定视角进行完善,主要论述了这两种标准的目的与缺陷。采用事前标准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站在防卫人的角度认定不法,以充分保护防卫人的法益。但这种标准,首先扭曲了事实不法与法律不法的对应;其次在真实案件中,采取这种标准也无法准确判断防卫人真实的认知范围;最后,若是一味的采用事前标准,当第三人清楚认识到攻击者已经丧失了继续侵害能力时,则第三人制止侵害的行为只能构成紧急避险。事后标准认定的目的在于,从客观上准确衡量攻击者与防卫者造成的不法状况。可这种标准,尤其是在攻击者设置了严重暴力不法的危险时,还要求防卫人处于一个冷静的角度去认识不法,难免说是对防卫人认识能力的一种苛求。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不利于保护防卫人的权益,发挥正当防卫的作用,也不利于警示潜在的犯罪人。第四部分,则是对两种认定不法的标准进行取长补短,提出了以法益的危险程度为基准,对两种标准区分适用的观点。这种认定方式的大致思路是,当确定为法益侵害程度较低一般不法时,按照原来事后认定的标准即可。但当确定为严重不法时,就需要对行为人以事前的角度去认定不法。同时为了避免事前标准可能会导致不法认定范围过宽,就提出了要从整体上予以限定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主观上防卫人是否具有持续防卫的意思,并结合时间与空间因素,判断客观上不法是否明显中断。若却已不能从整体上将两个行为评价为一个防卫行为,则就不能再根据防卫人的认识去采取认定事前不法的标准。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提出法益轻重区分适用的四个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