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葡萄园》以小女孩普蕾丽的视角讲述了父亲索伊德·威勒与母亲弗瑞尼茜·盖茨等多个人物在政府权威的压制下决心反抗、争取自由平等的故事,小说凸显了品钦对个体生存、阶层分化以及社会权威的关注,与之相应的是他对景观的描述。本文根据提姆·克雷斯韦尔与米切尔的文化地理学理论进行小说文本分析,景观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不仅是观看的物理媒介,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文化实践,小说中的景观以特定的空间形态呈现出其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意义和地方认同。本文从政治景观、人文景观与栖居景观三方面分析政府机构的强权压制、人物反对社会权威的奋力抗争以及重获自由之后的身份认同。论文首先探讨《葡萄园》中的联邦政府如何通过政治景观表征权力关系与规制边缘群体。以检察官布洛克·冯德为代表的政府机构通过家宅分区对韦温庄园与“类死人”公寓的居住者进行身份编码,以此影响他们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冯德不断将行政大楼内化为理想的政治领地,极力表现其对政治权力的渴求。联邦政府在地下建造的政改营地关押激进运动中的组织群体,企图控制反抗者弗瑞尼茜的精神意识。杜威·韦伯集会广场与尼克松纪念碑塑像作为承载官方政治话语的媒介物,意在歌颂统治者的权力意志,重构人们的群体记忆。其次,论文着重讨论小说人物对抗权力压制、表达精神诉求的人文景观。面对公共意识的操控,丹瑞尔与罗切莉试图解构圣经文化的宗教权威,通过东方文化走出生存与信仰的双重困境。冲浪学院的学生建立摇滚共和国,以吟唱摇滚乐的方式摆脱政府的束缚,期望实现美国社会的正义。弗瑞尼茜与索伊德决心打破政府限制的契约,回归家族团圆会,重建失去的家园。最后,论文分析人物克服了社群关系的冷漠疏离,扎根于理想的栖居景观。索伊德、切和冲浪者穿梭往来于一零一公路,在流动中追寻稳定的地域归属。索伊德与普蕾丽逐渐聚集到葡萄园的社区,在此建立实现自我价值的归家之所。七号河是索伊德一家与尤洛克人文化精神的支撑,在此人们进而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可能性。《葡萄园》试图揭示人物在意识形态建构的景观中呈现出与现实社会分裂的状态,失去追寻社会秩序与个体理想的主动性。作为心理愿景与文化情感的投射,景观成为人们在外部世界绘制自我位置、重新建构共同体的路径,与景观相互建构的精神力量能够冲破个体思想的藩篱,修正激进的人性观念,实现精神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