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Lakoff的Metaphors We LiveBy一书使得隐喻成为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隐喻翻译的研究也出现转向。隐喻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修辞现象,它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认知思维中,这就将隐喻的范畴扩大。认知语言学派认为隐喻无处不在,它们出现的基础是语言使用者的“体验”,既包括普遍的生活体验也包括特定文化中的体验,它们既反应了人们共同的认知模式,也反应了文化特性。于是有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同一个隐喻意象在不同文化中使人产生不同的联想,隐喻的翻译应该忠实保留原隐喻意象,还是把意义及可读性放在第一位呢?《鹿鼎记》是中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在中国先后改编成为电视剧、电影,可谓家喻户晓,同时也是一部充满隐喻特色的武侠小说。英国的闵福德教授和霍克斯教授在翻译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之后十年,又出版了《鹿鼎记》仅有的英译本。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在很多方面都具备隐喻特点,无论是政治层面、社会层面还是语言层面。本文进行描述性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总结隐喻翻译策略及各策略的适用情况。首先,笔者收集了小说中的隐喻表达,建立了双语对照附录,统计各策略的使用比例。除了统计分析外,笔者还举例分析,论述译者在隐喻英译中策略的选取及背后的原因。总而言之,译者在隐喻翻译中,策略的选择是基于隐喻所在的文本类型及目的。若文本功能以提供信息为主,那么隐喻翻译时原隐喻意象会经过归化处理;若文本表现形式突出,那翻译隐喻时,译者会尽量还原隐喻的表达形式及意象;若隐喻意象本身具备文化信息,译者会采取补偿策略,还原隐喻意象,牺牲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