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特征更为明显,国有控股股东应当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治理者角色。但由于自身的治理缺陷,国有控股股东仅发挥了有限的治理作用。同时,由于“内部人控制”和薪酬管制等制度因素,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和严重,反映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紧张的代理冲突。由此,如何激励国有控股股东发挥治理作用,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进而缓解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便成为了一个直面现实的重要话题。已有文献探讨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委派董事比例、股权性质和控制链长度等特征的治理作用,但尚未关注到治理水平特征的治理作用。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完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治理水平及其变化通常难以被外界察觉。即使发生了某些变化,也可能是控股股东出于加强对上市公司管理者监督的动机而采取的措施所致,从而存在较强的内生性干扰。央企董事会改革是国资委主导下的央企层面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对央企治理水平的一次外生政策冲击。因此,央企董事会改革为本文检验控股股东的治理水平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作用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契机。以2002至2015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了央企董事会改革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以此揭示控股股东治理水平是否会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代理理论的分析表明,央企董事会改革有助于完善央企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身治理水平,缓解自身治理缺陷所导致的监督不足问题,进而约束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实证检验发现,相对于未实施董事会改革的央企,实施了董事会改革的央企在改革后,其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显著下降。由此,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揭示了,控股股东治理水平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治理作用。此外,本文还进一步研究发现,央企董事会改革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作用在央企持股比例较低、委派董事比例较高和控制链较长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由此说明,控股股东的其他特征会影响其治理水平这一特征所发挥的治理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在如下方面具有创新之处:第一,丰富了控股股东治理作用的研究文献,并从股东的视角拓展了公司治理与在职消费的研究框架;第二,为缓解国有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为央企董事会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的政策启示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制度,提升国有控股股东的治理水平,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