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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改朝换代中血雨腥风的争夺战是不可避免的。原先的当权者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用暴力阻挡革新者，即使是作垂死的争扎也罢。100年前农历九月十八（10月10日）发生在湖北武昌的起义，就是在刀光剑影中取得胜利的。20天之后的九月九日，昆明响应起义，同样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除此，似乎别无例外。
兵家有言：“自古有云南者，必先扼榆城（大理），然后足以左右南服。”既然，昆明“重九起义”已经胜利，新成立的“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自然不会忘记大理，第三天即发电给驻大理的清新军协统（相当于旅长）曲同丰，在以留日回国为主的众郡绅支持下，大理轻而易举地反正了，这种和平过渡确实是一个例外。从此，迤西八方拥戴，元老赵藩出马，大理成立“迤西自治机关部”，电告省府，分电顺宁、丽江、楚雄、永昌诸属，明布反正宗旨，安慰军民。大理城内一派欢腾，军、学、绅、商齐剪发辫，沿街“汉字红旗”飘扬。这种红旗是在“■”字外的小圆圈上画有十八支排列成一圈的小尖角，每个尖角顶端又添上圆圆的一个圆点，替代大清龙旗，别开生面。
在这种欢腾气氛中，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进入大理军中担任军医，并不辞疲劳地整日奔走于“军绅各界间，演说满命之当革汉族之当兴，颇足以释群疑，清阻力”。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出现。这时，城内长期深受清政府压迫的众多回族同胞，对“汉字旗”、“汉族当兴”的说法内心颇有余悸。十六日，起义机关部特地召集回民会议，这位老人为主讲，他以洪钟似震耳欲聋的声音，引用曾经流行于留日学生中的民族平等论对众演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五族平等是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宗旨。我们大理的新政也应当做到回汉一致，民族平等才是，否则无资格言共和，谈革新也。”他的言论深中肯綮，很有说服力。由此，机关部还请众人推选杨姓和杜姓回胞两位代表参与机关部其事，回胞革命激情从而被发动。
原来沉闷压抑的千年古城，显得虎虎生气。然而，正应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古话，在一片欢腾的群情之背后危机正在潜伏。社会的变革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利益均等，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神经。果不其然，市民仅仅乐观了不到十天，一股逆流已经悄悄蔓延。原来，在省城“重九光复”之前三日，腾越同盟会员张文光已捷足先登举义旗反正，这对于革命者本来是一件大好事情。但传来的消息却是不祥之音：张文光宠将陈天星不服大理反正，将分兵进击，妄要夺取大理作为根据地，从而称雄全滇。腾越起义前为了发动人马，张文光曾组织“自治同志会”。如今，有腾越拥兵西来的传言，大理城内那些骑墙派暗中动员无知市民“纷纷藉同志会为护符，文而弱者皆头缠青巾，拖尺幅脑后为标识”，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妇女们暗地里将家中金银软细收入行囊准备逃难，街旁店铺一日数闭，柴米日用不敢入城。此时，谍报频至，张文光的先锋陈云龙（陈天星）已经直逼永平，所派部下刘竹云已屯兵合江，构成剑拔弩张、兵临城下之势。面对如此危急，“筹策之士或主欢迎，或言抵拒，莫得其实”。
先是机关部曾致书陈天星，允许他本人单骑进入下关协商和好，然而却遭到陈的断然拒绝。正当机关部一筹莫展之际，那位七旬老者奋臂请缨，愿赴虎穴，亲往交涉，探望虚实。另一位赵州老者，也愿陪七旬老者同行。有人劝老人莫行或缓行，老人坚言：“危机迫在眉睫，哪容缓行？且丈夫死则死耳，何怯之有？”此时，机关部也是别无他计可施，就派遣壮汉马冀和李漳二人护送两位老者前行。
九月二十六日月黑风高之夜，下关寒风凛凛刺人骨如利刃，四位和谈代表穿过玉龙关江风寺大道直趋刘竹云行营，要求会见陈天星。先是陈拒不接见，并传言狂肆，要挟多端，条件苛刻，口口声声要大理交出政权方休。刘竹云则更是猖狂已极，虽然出来接见两位老者，却现出一派咄咄逼人杀气腾腾之势。更有甚者，正当双方茶话之时，刘令人缚二军士帐前斩之以示威风，七旬老者颜色丝毫不动，只是反复告之以情，婉言相劝收兵，刘某态度强硬，一概回绝，。老者从小豪气过人，且见过大世界之场面，区区鼠辈，哪里放在眼里。谈判虽然无果，但老人心中清楚，不论陈或刘，无非莽撞之徒，“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想以礼相待万无结果。其表面强硬内心却极其虚弱，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人回到城里，将看法与机关部汇报，一举将陈刘二人赶回腾越。这就是辛亥风云中的“腾榆衅端”插曲，一场并不愉快的“煮豆燃豆箕”、“兄弟阋墙，同志厮杀”的磨擦，无非双方都持“唯我独革”的理由，想争个先行者的名分而已。
原来，七旬老人的侠行早已闻名当年的日本东京，经过此次“鸿门宴”式的狼窝行，名声更为大振。老人姓周名霞，字国华，世称“佛生”，或“东亚老人”，家住大理城内青石桥。周家是大理悬壶世家，周霞的父亲是大理的名中医和名诗人周之烈。周之烈，字寒山，号鸿雪，《云县志》说他“精岐黄术”（即歧黄之术。‘歧’指的是黄帝的医官歧伯，而‘黄’指的是黄帝。《黄帝内经素问》即是以黄帝与歧伯的问答对话展开的语录体著作。后将歧黄之术作为中医的代称。）并说他“性豪迈，诗酒自娱，超然物外，不作尘世想”。道光年间，周之烈“往来云州，活人甚众”。《大理县志稿》将他列入“文学部”，称他“磊落清刚，文字多奇气，有飘然出尘之概，著有《鸿雪诗钞》二卷”。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即鸦片战争爆发那年，周霞出生在云县。这一年，中国在社会动荡中翻开了近代史的新一页。这也许是一种征兆，预示着在此非凡时期特殊的家庭来到人世间的这位婴儿必定是未来的奇人。本来，以周霞超人的智慧、严格的家教，承接祖传医道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父亲从小教他学由《灵枢经》和《素问》组成的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他就能轻易接受，而且，小小年纪他就钟情植杏，种一棵活一棵，枝繁叶茂。这又预示着他必定成为救人的名医。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酷爱剑术，把精力大半花在舞刀弄枪之上。在他身上有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好义行侠，扶弱抑强；一方面是杏坛鼓琴，救死扶伤。这也许是乱世中善良的强人殊途同归的本领。在扶弱抑强方面，周霞确是名声在外。他有位文弱书生的老实朋友，美貌的妻子被一军官勾引，结果书生被军官杀死后丢入厕坑。周霞知道后，让他的弟弟将凶手杀了抵命。总之，他经常因为路见不平，瞪着双眼，拔剑而起，但最后还是心中恻怛，坚守做人的底线，不是不得已时，持刀决不伤生灵，尤其是人。正是如此，他虽然遇到许多危难，最终还是能够脱离险境。那次江风寺敌营能安全返回，不能不说与他这种机智有很大的关系。
但以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来说，像周氏这样的家庭所应该走的正路，归根结底还是科举功名之道。在亲友的规劝下，周霞勉强坐下来分心于科举。不过，他老是觉得在医和侠之外的这条路还是显得非常别扭，他认为儒士的文章显得迂阔，对于国计民生毫无价值，“莫能济世”，不如还是选择以医作为谋生职业为好。光绪年间，在获得诸生（府学生员）之后，他毅然弃儒复攻医学。前面说过，他有从医的基础和条件。很快，他的医术、医德和医风就深得人们的称道，行医数十年，“人无贫富，求无不诊；病无轻重，诊无不愈”。他经常外出巡诊，天亮出门，叩门问病，号完脉开好方，立刻就走，病家想款待和送行都来不及，不要说给他钱、留他吃饭了。深更半夜敲门请他看病，他从不嫌麻烦，披起衣服就走，毫无怨言。他总是“以多活人为快”，因此，人们把他称作“佛生”，说他仿佛就是弥勒佛再生。
清朝末年，国是日非，国情腐败，维新急需人材。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大理当局为顺应形势，筹集款项派遣有志之士东渡日本留学。其中一桩壮举，不仅使国人惊讶，而且令东瀛朝野为之赞叹不已。这就是已经年逾六旬的周霞老人，突发奇思，欲以医人之手医国，报名参加留学日本。试想，在“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不留宿”的年代，这样高龄的老者谁敢同意他远行呢？
人们纷纷劝阻，然而他还是毅然随同40多位同乡东渡日本研习师范学科。当时的人是这样形容他的：“老人躯雄伟，额广，颧高，颊丰，目炯炯如箕，长眉，美须髯，强饭健步，壮者不不之及。”（意即身材魁梧，天庭饱满，目光炯炯，浓眉美髯，短发西服，一表人材；强饭健步，年轻人都赶不上他）。他走在大街上，非常引人注目，日本人都称他：“丈夫（日语“强健”的意思）。”消息传到明治天皇那里，天皇一直自以为世上只有他一个人虽老而壮，如今竟然传说有如此不凡的中国老人，就很想见见。当见到周霞后，天皇才承认自己不如，说：“这真是东亚独一无二的老人。这么大的岁数，还万里来敝国求学。真是难得啊！”这件事传开以后，日本传媒出现了一阵“周霞旋风”，报刊纷纷报道他的事迹，青年学生们争着向他索要照片以鞭策自己上进。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日方胜利，东京市内万人空巷祝捷，面对此情此景，周霞感慨万千，即席赋诗一首：“三呼万岁震东京，满国商农尽是兵。十五万人齐祝捷，他人含笑我吞声。”声情悲壮，令人猛省，使中国留日学生为之振奋。周霞的出现，令外国人赞不绝口，从此不敢以“东亚病夫”概括中国人。
在日本学业期满后，周霞回到云南，先后在昆明、大理等地讲学。他常常在路上，向过往行人大声宣讲有别于科举的新教育方法，以启迪乡人。他尤其敬佩古希腊三贤之一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这位哲人的言行笃信不已。苏氏在雅典大街上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他常挂在嘴上。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题目。还有 “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话。
辛亥革命大理反正，周霞老人热心公益，大义凛然，被推选为所在区联合会的分部长。在深入下关江风寺敌营谈判不久，周霞终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72岁。生前著有《医学经验》《海楼吟草》，未刊。后人评他：“盖老人者，是侠，是儒，是佛，是军人，是医家，是教育家，举其一不足以名之，概称之‘滇中老人’或‘东亚老人’。”
责任编辑 左家琦
兵家有言：“自古有云南者，必先扼榆城（大理），然后足以左右南服。”既然，昆明“重九起义”已经胜利，新成立的“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自然不会忘记大理，第三天即发电给驻大理的清新军协统（相当于旅长）曲同丰，在以留日回国为主的众郡绅支持下，大理轻而易举地反正了，这种和平过渡确实是一个例外。从此，迤西八方拥戴，元老赵藩出马，大理成立“迤西自治机关部”，电告省府，分电顺宁、丽江、楚雄、永昌诸属，明布反正宗旨，安慰军民。大理城内一派欢腾，军、学、绅、商齐剪发辫，沿街“汉字红旗”飘扬。这种红旗是在“■”字外的小圆圈上画有十八支排列成一圈的小尖角，每个尖角顶端又添上圆圆的一个圆点，替代大清龙旗，别开生面。
在这种欢腾气氛中，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进入大理军中担任军医，并不辞疲劳地整日奔走于“军绅各界间，演说满命之当革汉族之当兴，颇足以释群疑，清阻力”。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出现。这时，城内长期深受清政府压迫的众多回族同胞，对“汉字旗”、“汉族当兴”的说法内心颇有余悸。十六日，起义机关部特地召集回民会议，这位老人为主讲，他以洪钟似震耳欲聋的声音，引用曾经流行于留日学生中的民族平等论对众演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五族平等是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宗旨。我们大理的新政也应当做到回汉一致，民族平等才是，否则无资格言共和，谈革新也。”他的言论深中肯綮，很有说服力。由此，机关部还请众人推选杨姓和杜姓回胞两位代表参与机关部其事，回胞革命激情从而被发动。
原来沉闷压抑的千年古城，显得虎虎生气。然而，正应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古话，在一片欢腾的群情之背后危机正在潜伏。社会的变革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利益均等，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神经。果不其然，市民仅仅乐观了不到十天，一股逆流已经悄悄蔓延。原来，在省城“重九光复”之前三日，腾越同盟会员张文光已捷足先登举义旗反正，这对于革命者本来是一件大好事情。但传来的消息却是不祥之音：张文光宠将陈天星不服大理反正，将分兵进击，妄要夺取大理作为根据地，从而称雄全滇。腾越起义前为了发动人马，张文光曾组织“自治同志会”。如今，有腾越拥兵西来的传言，大理城内那些骑墙派暗中动员无知市民“纷纷藉同志会为护符，文而弱者皆头缠青巾，拖尺幅脑后为标识”，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妇女们暗地里将家中金银软细收入行囊准备逃难，街旁店铺一日数闭，柴米日用不敢入城。此时，谍报频至，张文光的先锋陈云龙（陈天星）已经直逼永平，所派部下刘竹云已屯兵合江，构成剑拔弩张、兵临城下之势。面对如此危急，“筹策之士或主欢迎，或言抵拒，莫得其实”。
先是机关部曾致书陈天星，允许他本人单骑进入下关协商和好，然而却遭到陈的断然拒绝。正当机关部一筹莫展之际，那位七旬老者奋臂请缨，愿赴虎穴，亲往交涉，探望虚实。另一位赵州老者，也愿陪七旬老者同行。有人劝老人莫行或缓行，老人坚言：“危机迫在眉睫，哪容缓行？且丈夫死则死耳，何怯之有？”此时，机关部也是别无他计可施，就派遣壮汉马冀和李漳二人护送两位老者前行。
九月二十六日月黑风高之夜，下关寒风凛凛刺人骨如利刃，四位和谈代表穿过玉龙关江风寺大道直趋刘竹云行营，要求会见陈天星。先是陈拒不接见，并传言狂肆，要挟多端，条件苛刻，口口声声要大理交出政权方休。刘竹云则更是猖狂已极，虽然出来接见两位老者，却现出一派咄咄逼人杀气腾腾之势。更有甚者，正当双方茶话之时，刘令人缚二军士帐前斩之以示威风，七旬老者颜色丝毫不动，只是反复告之以情，婉言相劝收兵，刘某态度强硬，一概回绝，。老者从小豪气过人，且见过大世界之场面，区区鼠辈，哪里放在眼里。谈判虽然无果，但老人心中清楚，不论陈或刘，无非莽撞之徒，“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想以礼相待万无结果。其表面强硬内心却极其虚弱，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人回到城里，将看法与机关部汇报，一举将陈刘二人赶回腾越。这就是辛亥风云中的“腾榆衅端”插曲，一场并不愉快的“煮豆燃豆箕”、“兄弟阋墙，同志厮杀”的磨擦，无非双方都持“唯我独革”的理由，想争个先行者的名分而已。
原来，七旬老人的侠行早已闻名当年的日本东京，经过此次“鸿门宴”式的狼窝行，名声更为大振。老人姓周名霞，字国华，世称“佛生”，或“东亚老人”，家住大理城内青石桥。周家是大理悬壶世家，周霞的父亲是大理的名中医和名诗人周之烈。周之烈，字寒山，号鸿雪，《云县志》说他“精岐黄术”（即歧黄之术。‘歧’指的是黄帝的医官歧伯，而‘黄’指的是黄帝。《黄帝内经素问》即是以黄帝与歧伯的问答对话展开的语录体著作。后将歧黄之术作为中医的代称。）并说他“性豪迈，诗酒自娱，超然物外，不作尘世想”。道光年间，周之烈“往来云州，活人甚众”。《大理县志稿》将他列入“文学部”，称他“磊落清刚，文字多奇气，有飘然出尘之概，著有《鸿雪诗钞》二卷”。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即鸦片战争爆发那年，周霞出生在云县。这一年，中国在社会动荡中翻开了近代史的新一页。这也许是一种征兆，预示着在此非凡时期特殊的家庭来到人世间的这位婴儿必定是未来的奇人。本来，以周霞超人的智慧、严格的家教，承接祖传医道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父亲从小教他学由《灵枢经》和《素问》组成的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他就能轻易接受，而且，小小年纪他就钟情植杏，种一棵活一棵，枝繁叶茂。这又预示着他必定成为救人的名医。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酷爱剑术，把精力大半花在舞刀弄枪之上。在他身上有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好义行侠，扶弱抑强；一方面是杏坛鼓琴，救死扶伤。这也许是乱世中善良的强人殊途同归的本领。在扶弱抑强方面，周霞确是名声在外。他有位文弱书生的老实朋友，美貌的妻子被一军官勾引，结果书生被军官杀死后丢入厕坑。周霞知道后，让他的弟弟将凶手杀了抵命。总之，他经常因为路见不平，瞪着双眼，拔剑而起，但最后还是心中恻怛，坚守做人的底线，不是不得已时，持刀决不伤生灵，尤其是人。正是如此，他虽然遇到许多危难，最终还是能够脱离险境。那次江风寺敌营能安全返回，不能不说与他这种机智有很大的关系。
但以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来说，像周氏这样的家庭所应该走的正路，归根结底还是科举功名之道。在亲友的规劝下，周霞勉强坐下来分心于科举。不过，他老是觉得在医和侠之外的这条路还是显得非常别扭，他认为儒士的文章显得迂阔，对于国计民生毫无价值，“莫能济世”，不如还是选择以医作为谋生职业为好。光绪年间，在获得诸生（府学生员）之后，他毅然弃儒复攻医学。前面说过，他有从医的基础和条件。很快，他的医术、医德和医风就深得人们的称道，行医数十年，“人无贫富，求无不诊；病无轻重，诊无不愈”。他经常外出巡诊，天亮出门，叩门问病，号完脉开好方，立刻就走，病家想款待和送行都来不及，不要说给他钱、留他吃饭了。深更半夜敲门请他看病，他从不嫌麻烦，披起衣服就走，毫无怨言。他总是“以多活人为快”，因此，人们把他称作“佛生”，说他仿佛就是弥勒佛再生。
清朝末年，国是日非，国情腐败，维新急需人材。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大理当局为顺应形势，筹集款项派遣有志之士东渡日本留学。其中一桩壮举，不仅使国人惊讶，而且令东瀛朝野为之赞叹不已。这就是已经年逾六旬的周霞老人，突发奇思，欲以医人之手医国，报名参加留学日本。试想，在“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不留宿”的年代，这样高龄的老者谁敢同意他远行呢？
人们纷纷劝阻，然而他还是毅然随同40多位同乡东渡日本研习师范学科。当时的人是这样形容他的：“老人躯雄伟，额广，颧高，颊丰，目炯炯如箕，长眉，美须髯，强饭健步，壮者不不之及。”（意即身材魁梧，天庭饱满，目光炯炯，浓眉美髯，短发西服，一表人材；强饭健步，年轻人都赶不上他）。他走在大街上，非常引人注目，日本人都称他：“丈夫（日语“强健”的意思）。”消息传到明治天皇那里，天皇一直自以为世上只有他一个人虽老而壮，如今竟然传说有如此不凡的中国老人，就很想见见。当见到周霞后，天皇才承认自己不如，说：“这真是东亚独一无二的老人。这么大的岁数，还万里来敝国求学。真是难得啊！”这件事传开以后，日本传媒出现了一阵“周霞旋风”，报刊纷纷报道他的事迹，青年学生们争着向他索要照片以鞭策自己上进。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日方胜利，东京市内万人空巷祝捷，面对此情此景，周霞感慨万千，即席赋诗一首：“三呼万岁震东京，满国商农尽是兵。十五万人齐祝捷，他人含笑我吞声。”声情悲壮，令人猛省，使中国留日学生为之振奋。周霞的出现，令外国人赞不绝口，从此不敢以“东亚病夫”概括中国人。
在日本学业期满后，周霞回到云南，先后在昆明、大理等地讲学。他常常在路上，向过往行人大声宣讲有别于科举的新教育方法，以启迪乡人。他尤其敬佩古希腊三贤之一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这位哲人的言行笃信不已。苏氏在雅典大街上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他常挂在嘴上。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题目。还有 “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话。
辛亥革命大理反正，周霞老人热心公益，大义凛然，被推选为所在区联合会的分部长。在深入下关江风寺敌营谈判不久，周霞终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72岁。生前著有《医学经验》《海楼吟草》，未刊。后人评他：“盖老人者，是侠，是儒，是佛，是军人，是医家，是教育家，举其一不足以名之，概称之‘滇中老人’或‘东亚老人’。”
责任编辑 左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