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12月1日，由上海美国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合作举办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文化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上海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与外交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解放军外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名国内外学者与会，就“非政府组织与文化外交：美国的经验”和“文化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建设”两个专题展开了热烈和富有成效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主任夏龙博士(Glenn Shive)结合自己25年从事美国与东亚，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介绍了他的经验。他认为，非政府教育机构的成功运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一部完善的慈善或协会法规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应该包括免税政策，管理的透明性和完整性；(2)两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3)非政府教育机构的使命必须明确，要真正了解成员的要求并要服务于其成员的利益；(4)成立的时机很重要，必须选择适当的历史时刻；(5)拓宽运作模式，寻找跨越传统竞争界线的合作方式。夏龙博士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文化外交有助于使美国民众和选民更加了解和支持政府促进文化外交，因为对国外受众来说，公民和非职业外交官的声音会比政府官员的更加真实可信。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徐以骅教授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将非政府组织作为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和公共外交的课题，囊括了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合作者、咨询者、管理者或监督者、补充者、说客、引导者等多种功能。究其原因，一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至少150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二是中国学者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发展中的整合力量。而非政府组织能够调动资源作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的补充，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文明、公正、民主与和谐的社会。徐以骅教授还指出，非政府组织也可能成为国际关系或双边关系中的破坏力量；有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所谓“倡议性”的非政府组织是自上而下来运作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副教授韩召颖介绍了西方和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历史和进程。他指出，中国试图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改善中国的形象，但是在与外国的交往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执行机构对于公共外交的理解偏差，而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宣传部等部门间协作不够，无法满足国外对于渴望了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巨大需求。
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与外交学院副院长苏长河教授分析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体和行为。他指出，传统的文化外交主体——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并不成熟。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结构多元化和中产阶层兴起，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外交的主体。而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国社团与政府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协商，补充和协调关系。政府是文化外交的驱动力，非政府组织起协作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叶晓红老师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大陆的推广与示范作用，美国文化已经在中国年轻人群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一度塑造了精英阶层成长轨迹。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潘蔚娟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外交进入空前活跃阶段，但依然存在对软实力资源挖掘和创新不够等问题。要进一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与新时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撞击；不应该停留于京剧、功夫等文化表象，更要强化我国文化内在精神和价值观的认同；在积极发展官方文化外交的同时，要大力开展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作用，以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新局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胜湘认为，中国开展文化外交有助于让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改变西方主导的价值观体系。而和谐世界理念提倡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宽容和尊重，提倡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
上海社会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刘鸣指出，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模式，提倡和平与繁荣，遵循普遍的价值观，倡导用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来解决争端；但中国也不能生搬硬套欧洲模式，中国的和谐世界目标作为一种旗帜，更多地是倡导和平共处，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诉诸武力或威胁。
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平博士认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包括软实力建设，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就要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和谐世界理念正指导着中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筹划和运作文化外交，全面确立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从而以超越传统的国家间关系来处理国际事务，并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部分，它也需要热心公民的积极参与。因此，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要鼓励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如思想库和行业协会等)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主任夏龙博士(Glenn Shive)结合自己25年从事美国与东亚，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介绍了他的经验。他认为，非政府教育机构的成功运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一部完善的慈善或协会法规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应该包括免税政策，管理的透明性和完整性；(2)两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3)非政府教育机构的使命必须明确，要真正了解成员的要求并要服务于其成员的利益；(4)成立的时机很重要，必须选择适当的历史时刻；(5)拓宽运作模式，寻找跨越传统竞争界线的合作方式。夏龙博士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文化外交有助于使美国民众和选民更加了解和支持政府促进文化外交，因为对国外受众来说，公民和非职业外交官的声音会比政府官员的更加真实可信。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徐以骅教授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将非政府组织作为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和公共外交的课题，囊括了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合作者、咨询者、管理者或监督者、补充者、说客、引导者等多种功能。究其原因，一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至少150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二是中国学者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发展中的整合力量。而非政府组织能够调动资源作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的补充，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文明、公正、民主与和谐的社会。徐以骅教授还指出，非政府组织也可能成为国际关系或双边关系中的破坏力量；有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所谓“倡议性”的非政府组织是自上而下来运作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副教授韩召颖介绍了西方和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历史和进程。他指出，中国试图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改善中国的形象，但是在与外国的交往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执行机构对于公共外交的理解偏差，而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宣传部等部门间协作不够，无法满足国外对于渴望了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巨大需求。
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与外交学院副院长苏长河教授分析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体和行为。他指出，传统的文化外交主体——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并不成熟。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结构多元化和中产阶层兴起，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外交的主体。而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国社团与政府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协商，补充和协调关系。政府是文化外交的驱动力，非政府组织起协作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叶晓红老师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大陆的推广与示范作用，美国文化已经在中国年轻人群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一度塑造了精英阶层成长轨迹。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潘蔚娟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外交进入空前活跃阶段，但依然存在对软实力资源挖掘和创新不够等问题。要进一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与新时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撞击；不应该停留于京剧、功夫等文化表象，更要强化我国文化内在精神和价值观的认同；在积极发展官方文化外交的同时，要大力开展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作用，以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新局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胜湘认为，中国开展文化外交有助于让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改变西方主导的价值观体系。而和谐世界理念提倡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宽容和尊重，提倡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
上海社会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刘鸣指出，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模式，提倡和平与繁荣，遵循普遍的价值观，倡导用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来解决争端；但中国也不能生搬硬套欧洲模式，中国的和谐世界目标作为一种旗帜，更多地是倡导和平共处，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诉诸武力或威胁。
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平博士认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包括软实力建设，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就要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和谐世界理念正指导着中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筹划和运作文化外交，全面确立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从而以超越传统的国家间关系来处理国际事务，并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部分，它也需要热心公民的积极参与。因此，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要鼓励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如思想库和行业协会等)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