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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们为了再现历代帝王的生活，拍摄了一大批帝王题材的影视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在宏大的构想、巨额的投资和逼真的形象演绎之下，观众、演员、投资人、媒体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近年来，一些学者也从书斋中走出来另辟蹊径，将受众从戏说的故事引领到正说的史实中来，电视热播，书市热卖，大有逢人必说史、洛阳又纸贵之势。
然而，冷眼观潮，人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众多的影视剧，对帝王的塑造唯恐形象不高大，连那些昏君暴君都得以平反昭雪；向观众灌输的还是天子至尊、臣民低贱的思想。学者们的讲解固然普及了历史常识，敞开了学术圣坛大门，但以史说史，让人难以折服。须知，中国封建历史几乎都是官家所修，虽然出现过司马迁等春秋之笔，但那些御用文人们不能也不敢违背圣上旨意秉笔直书；而借用野史说事，一己之见难以释疑解惑，廓清迷雾。艺术家毕竟不是史学家，用不着拘泥于史实，史料太多体现不出艺术创造，戏说历史既能发挥想象，还能大大提高收视率；艺术家也不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需按传统的思想编导故事，顺着观众的思维杆子爬过去，既用不着动脑子，又不冒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而走向大众讲坛的学者们只要把自己掌握的史实讲清楚，并且将学术的门槛降低些，来一点下里巴人，自然能受欢迎。
其实，再现帝王形象也好，研究皇帝课题也罢，遭受尴尬的还在于选择角度的艰难。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都是很有作为的皇帝，前者任用贤能，从善如流，励精图治，使经济社会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后者文治武功兴盛一时，出使西洋，扬威四海。但以正统思想而论，他们都是以极不光彩的手段荣登大宝、称雄天下的。又比如，从勤政和处理内政的手腕来看，清朝十二帝除未成年的孩子外，都可以评个优秀；而明朝十七帝，除朱元璋和朱棣，大多数不能及格。但恰恰在明朝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帝王的怠政无为，在东南方一些区域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如果满人入关后，仍保持当时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国将不再是世界上的经济弱国。相反，清朝诸帝尤其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乎把所有的才智谋略都用在加强专政极权上，他们闭关锁国，南面不能下南洋，郑和开通的西洋海道被关闭，根本不知道外贸为何物；在东北，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东北发展，将几亿国人控制在中原、东南和中南的土地上；永不加赋的政策，使全国人口暴涨。直到清朝中后期，东南一带的经济发展始终没达到明末的水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次次地错过了关键性的机遇。
一
“皇帝”一词，起源于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即成为我国历代封建君主的专有称呼。
在国外，皇帝之名开始是指军队司令官，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就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是在战场上战士对胜利的将军欢呼时叫出来的。后来这称号由元老院赠与凯撒和奥古斯都。可知欧洲古代的皇帝本是指军事首长。欧洲罗马时代还是奴隶社会，公元前27年，屋大维即帝位时，就有元老院和议院。公元590年开始有教皇。他们的封建社会是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被人民处死，当时已有议会两院，还有宪法。而中国的皇帝是东方式的，是最典型的个人专制独裁者。它既无教皇，也无元老院、议院等的限制，更无宪法。中国皇帝亡国时，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根本不会像英王查理一世和法王路易十六被公开宣布罪状，在广场面对群众被处死。因为“刑不上大夫”，更何况是皇帝。今天英国还有女皇，日本还有天皇，但是他们实际的权利很小，性质与中国的皇帝完全不一样。
作为天下最大的地主和最高的军政首领，中国皇帝的地位与作用可想而知。从秦始皇到溥仪，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沿袭了二千一百多年，产生了四百零六个皇帝。如果加上农民起义、封建割据、少数民族和一些王朝更替时短暂的重复称帝，所出现的皇帝当在五六百人之众。这些人中，既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为推动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明君，也有昏聩无能、荒淫无道、鱼肉百姓的昏君和暴君。即使是那些所谓明君，也有其残暴荒淫的一面。正像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中国人的心中自有众多不同的刘邦朱棣、杨广乾隆。
二
偶像崇拜是一种内容深邃的文化，也是人类精神的悲哀。人们亲手用木头或泥巴雕塑神像，而后虔诚地顶礼膜拜，祈求神灵保佑，是十分古老的事情。而帝王崇拜本是历代皇帝用来麻醉人民的一种手段。他们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是上天之子，有的还虚构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所述的是商代早期的传说。刘邦也据说是其母亲与天龙交合所生，所以他当皇帝是承受天命，谁敢不服就是违背天命。武则天想当皇帝，授意伪造了一部《大云经》，说她是弥勒佛转世。连陈胜、吴广和洪秀全这些农民起义领袖都深谙此道，全都成了装神弄鬼的高手。帝王们遵从导演韩非子的教导，一个个把自己扮演成至圣完人，而所有的人间罪恶都归属于臣下。在专制文化经年累月的摧残下，人们很少想到皇帝的罪恶。即使是当代还十分风行的古典戏剧、帝王影视和皇帝传记，也大多把他们描述得高大伟岸、尽善尽美。电视剧《汉武大帝》片头曲的歌词这样赞美汉武帝刘彻：“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民过着何等幸福的生活，的确令人神往。台湾作家李敖甚至说，他最希望生活在唐朝。
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些推动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发展的帝王。但是，在整个帝王群体中，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是所谓的明君，其暴行也是触目惊心，不胜枚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始见于《诗经·小雅》的古诗，虽然说的是奴隶社会时的情形，却也是对封建时代君权统治最恰当的概括，它一语道破了帝王专制霸道的本质。既然国即是家，皇帝的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就是一种必然。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诱因，就是戍边误期一律斩首。封建王朝加在人民头上的王法，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汉武帝讨伐匈奴，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导致民变四起。为了控制局势，他严令地方官员以全家人性命担保，迫使基层官员大开杀戒，以致整县整乡百姓被杀光。清朝皇帝入关后，颁布剃头令，强迫汉人按满人习俗剃发，宣布留发者不留头，留头者不留发。从秦始皇开始，历朝皇帝都重视皇陵建造，为了保守机密，几乎所有修建陵墓的民工都被封闭在墓中；而那些皇帝的嫔妃们，在皇帝死后大都为死去的帝王殉葬，真正是惨无人道。
历史上越是有作为的皇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就越深重。秦始皇登基后建阿房宫、造骊山墓、修长城和驰道，每年服役的人数达到三百万。到秦二世时，百姓承担的赋税超过其收入的三分之二。隋炀帝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修御道、筑长城、建东都洛阳，动用人力无数。特别是修造大运河，虽然为后世的漕运带来便利，但其目的仅仅是为满足自己游乐的欲望。为了赶工期、抢时间，他诏令全国公民，凡年十五岁至五十岁男丁都要上阵，如有藏匿者斩三族，如此调用民工五百余万人。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民工死亡过半。他第一次游江都，造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船高四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房间一百二十间，皆以金玉装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侍卫宦官所居，其设施也十分齐备。皇后乘坐的叫翔璃舟，比龙舟小但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贵人和美人乘的是漾彩舟。一路上舟舻相接二百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空，极尽豪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进献美食，吃不了的全都埋掉。康熙皇帝为了享乐，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乾隆帝又大兴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颐和园和圆明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只得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人们津津乐道的乾隆六下江南，其实都是用民脂民膏满足帝王的淫乐。乾隆历次南巡，都是正月十五左右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清口渡黄河乘船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京时绕道江宁，祭明孝陵，然后返京。每次都历时四个多月。乾隆帝经过的御道，中心路宽一丈六尺，两边各宽七尺，路面必须平整坚实，不得随意弯曲，以致许多良田被毁、坟墓被挖。每隔几十里，必建专供休息的行宫，当地官员都要敬献山珍海味、金银珠宝。每次南巡，乾隆都会带上大批的妃子和王公大臣，车船连绵数十里。所到之处，官员叫苦，民不聊生。
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将门虎子、黎民俊秀，还是先天不足的庸常之辈，一旦成了皇帝，必然要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对帝王生活的迷恋，和对失去这种生活的恐惧，使之始终处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状态。由于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帝王们普遍患有怀疑、仇恨和残忍的综合症，不论是边塞外族、手下臣民，也不论你是否对其地位形成挑衅，只要他认为是一种障碍，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原始也最管用的杀戮手段。清朝皇帝强令汉人剃发，1645年夏天，江苏江阴百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紧闭城门，坚决抵抗。清统治者调集二十万军队围攻县城，结果近十万百姓全遭屠杀。即使是和平年景，皇帝滥杀无辜也是寻常之事。女皇武则天在杀人方面丝毫不亚于别的皇帝，她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大臣乱用酷刑，制造了无数冤案。和平时期杀人最多、手段最为残忍的当属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为有效地施行暴政，他们成立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使各级官吏动辄得咎、人人自危。朱元璋借肃贪肃反之名，将左丞相胡惟庸、开国功臣蓝玉杀害，受牵连处死的官员达五万人之众。朱棣在夺了其侄子建文帝皇位后，将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和所有服侍过建文帝的宫女、太监杀掉。大学士方孝孺不肯效忠，朱棣令人将方孝孺磔杀，同时将与其有联系的十族八百七十三人全部处以极刑，创造了株连十族的记录。明清皇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对臣下奏章中凡有损帝王尊严者一律处死；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吕留良案，都牵连了数百人。这些文字狱不仅刑法残酷，而且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极大地限制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皇帝杀人，动手之前往往有自己的理论。汉武帝喜欢结交士大夫，许多奇才能为己所用。但他性格暴躁，为人刻薄，不能容忍别人小过，稍不留意就要杀人。大臣汲黯进谏说：“陛下爱才乐士，求之不倦，每得一人，劳心苦神，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于陛下，欲谁与为治乎？”汉武帝却笑着说：“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这是多么可怕的杀人理论！
自古帝王少长寿。有史记载的皇帝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六七岁，年过八十的只有乾隆、萧衍、赵构、武则天和吴越王钱等少数人，执政五十年以上的仅有汉武帝刘彻，辽圣祖耶律隆绪，西夏崇宗李乾顺，西夏仁宗李仁孝和清乾隆、康熙等六人。他们或是有志有为之君，或是善于诗词书画、喜好修身养性的清静皇帝。而沉溺酒色、过早死亡的皇帝则居多数。常言说，帝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其实许多皇帝的嫔妃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毫无节制地贪恋女色，使之过早断送性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各国宫女据为己有。汉成帝刘骜内宠无数，常效仿商纣王，与赵飞燕姐妹日夜淫乐，终至纵欲身亡，年四十二岁。明光宗朱常洛虽重病在身，却视死如归，在赵妃进献的八大美女环绕下姿情淫乐，不久即倒在温柔乡中，年仅三十七岁。北齐文宣帝高洋五毒俱全，嗜酒成性，三十岁即暴卒。明朝灭亡后，小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大敌当前，他不顾小朝廷的风雨飘摇，大肆在民间选美。消息传出，百姓十分恐慌，不论贫富贵贱，都急忙把女儿嫁出去。咸丰帝自幼体弱多病，常以鹿血救命。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逃到承德山庄避难，虽国难当头，仍纵情声色，因一时难以采到鹿血，终于吐血而死，仅活了三十一岁。女皇武则天的荒淫也不让须眉。她登基时已年过花甲，却设置了类似后宫的机构控鹤府，据说有面首三千，所任职的官员大多是女皇的男宠。
三
历史上想做皇帝的人很多，上至王公大臣、龙子龙孙，下至贫民百姓、将帅士卒，哪一个不是先天的帝王坯子。但是龙椅只有一把，能当皇帝的毕竟是极个别。于是，围绕帝位的争夺，自然成了旷日持久的死亡游戏。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其实，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场正义的战争呢？除抵御外侮的一些必要作战外，数以千计的大小战争，几乎都是为了争夺帝位而战。从刘项争天下、三国鼎立、安史之乱、太平天国，到宋元明清的改朝换代，哪一次战争不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曹操诗句中描写的长期战乱造成的惨景。史载：公元156年全国人口为五千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221年，人口下降到九十万。成吉思汗更以无休止的杀戮征战为乐，蒙古人的铁骑所到之处，汉人九成以上被诛灭。
翻开厚重的帝王史，哪一处不是血淋淋的生死博弈，哪一页不是阴谋与勇气的尖峰较量？
在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内部，这种争夺的惨烈同样是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秦王嬴政亲政之前，朝廷出现两大政治集团。相国吕不韦不仅是百官之长，拥有制度化的权力，还是秦庄襄王的师傅，有定国立君之功，是庄襄王的托孤大臣。他同时又是赵姬的前夫和情人，是嬴政的亲生父亲，凭着这些特殊的地位，吕不韦一时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假宦官嫪毐因为受宠于太后赵姬，被封为长信侯，恣意享受着许多特权，还参与军国大政，行为愈加骄狂。一批高官显贵投身门下，大有后来居上、压倒吕不韦之势。两股势力此消彼长，搅得秦国一片混乱。加之嬴政的弟弟成蟜叛乱、“河上大鱼”和彗星出现等灾异事件，无不昭示着秦国将有大乱发生，要么出现兵祸造成国家易政，要么臣下弑君使秦国灭亡。身处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嬴政临危不乱，在刚刚亲政不久即痛下决心，先将密谋篡位的嫪毐集团一举歼灭，接着废除吕不韦相国之位，逼迫吕氏自杀，最后将太后从雍宫赶出，使之抑郁而死。正是嬴政果断坚毅，铁腕出击，仅用两年时间，解决了两大敌对势力，让太后、吕不韦和嫪毐退出权力舞台，才将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为统一帝国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矫诏杀了太子扶苏。胡亥踏着长兄的尸体称帝，随即大开杀戒，先后杀死自己的二十个兄弟姊妹，拉开了历代皇位争夺战中骨肉相残的序幕。自此，这种自相残杀愈演愈烈。皇帝的子孙既是权力的受益者，又是最大的受害者。当老皇帝在世时，他们尽享荣华富贵；一旦老皇帝归天，夺得皇位者权倾天下，其他的人则命若悬丝、朝不保夕。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诗人曹植被兄长曹丕所逼，情急之中所作的诗句。盖世枭雄曹操纵横天下数十年，夺得汉朝天下，为儿子称帝铺平了道路。但曹丕称帝后，颇有盛名的胞弟曹植却成了心腹之患。虽然一首诗救了一条性命，但争霸龙椅过程中你死我活的规则却无法改变。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皇朝，立国六十年，争夺皇位的骨肉相残丑剧也上演了六十年。从第一个皇帝刘裕到最后一个皇帝刘准，八人就有四人不到二十岁即被杀死，连子孙都没留下一人。这种丧尽天良的杀戮，在前废帝刘子业和明帝刘彧身上表现得更为残酷。刘子业不仅杀了弟弟刘子鸾、刘子师，还把叔祖刘义恭及其四个儿子全杀掉，并且剖腹挖眼、肢解四肢。刘彧杀刘子业当上皇帝，首先把兄长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杀尽，接着又将仅存的宋文帝的儿子、宋孝武帝的儿子和救过自己性命的弟弟刘休仁杀掉。不仅皇子皇孙被杀，文武大臣也惨遭株连。
世人皆知的昏君隋炀帝，弑父、鸩兄、灭弟自不必说；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太宗赵光义、元文宗图帖睦尔、明成祖朱棣、清世宗胤禛，哪个不是踏着亲人的鲜血登上殿堂？
皇位争夺战不仅在父子兄弟之间进行着，在家族中间也是如此。晋朝的八王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整个西晋只有五十三年，而八王之乱竟占去了三分之一。帝王争霸，百姓遭殃，国破不堪。司马衷还都洛阳时，浩荡的队伍只有一辆牛车供皇帝乘坐，大臣们只好徒步跟随。
据史料记载，在皇权争夺战中，因政变、兵变、战乱等，或为部将所诛，或为权臣废黜，或为乱兵所杀，或为皇族所害，有五十余名皇帝在位不到一年。金朝末帝完颜承麟在位仅半天，于战乱中为兵士所杀。
夺帝位如此，保皇位亦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从思想上铲除异己；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功臣，从军事上消灭忧患；汉宣帝刘询族灭霍家，是为了独揽大权；武则天重用酷吏杀宰相、大将和亲生儿子数百人，在血腥中坐收渔利；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口上喊着杀一男人如杀我父，杀一女人如杀我母，俨然如来佛祖下凡。但他为保住皇位，杀起人来从来毫不手软。特别是眼看长子朱标病逝，长孙朱允炆又年幼慈善，他担心自己死后皇权不稳，即寻找各种借口大杀无辜。功臣中只有耿炳文、郭英以及早早交出兵权的汤和能得以善终。清朝皇帝忧虑难于控制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便大兴文字狱，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精神层面打压臣僚及学者，一个泱泱大国竟是万马齐喑。
四
秦朝末年有三位风云人物，他们对帝王发表过富有特色的议论。雇农出身的陈胜在和同伴劳作之余，石破天惊般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面对强秦，他没有为统治者的淫威所屈服，却对人的命运作出富有挑战性的抗争。贵族子弟项羽第一次见到出游的秦始皇，便对叔父项籍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快人快语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小官吏刘邦在咸阳看到秦始皇车队煊赫的声势，喟然长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骨子里透出了羡慕与向往。陈胜文墨不多，却是天生的思想家，有了他的启迪，后世很多人找到了皇帝轮流做的理论依据。项羽是浪漫主义的英雄，他没有太多的理论，想当皇帝，夺过来就是了。相比之下，刘邦就有些猥琐而现实，流氓地痞垂涎大富显贵的形象栩栩如生。
客观地说，这三个人对帝王的议论都很独到，表达了不同类型人的心声。尤其是陈胜的精辟论断，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开辟鸿蒙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思维毫无例外地陷入了一个狭隘的圈子，即人人可做皇帝，我也能做皇帝，做皇帝的确是件美事。他们之所以怀有同样的梦想，无非看好皇帝不受任何制约的特权。如果站在芸芸众生的角度，如果跳出想当皇帝这个思维定势，可能也应该找到一条分权和限权的办法，从而在体制上彻底解决权力来源于谁，以及权力为谁所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孟子和荀子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的阐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还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朵民本思想的奇葩，在远古中国绽放得极为绚丽。它告诉人们，君权的根本在民；立君的目的在保民；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判甚至反抗。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关系思考中最进步的认识。
秦灭亡之后，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思想家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这种民本思想，对于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制约。
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
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首席执政官梭伦施行改革，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执政者克利斯梯尼建立了五百人会议，规定所有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到公元前五百年左右，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政治。约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开启了独立城邦的历史。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罗马成为了早期的共和国。虽然在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称号后，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但是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建立起帝国组织，民主政治的星火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并未熄灭。
而在中国，与罗马帝国几乎同时期的汉代并未放弃法家思想，却将中庸的儒学肆意曲解，作为统治者治国的基本理论，并在后世发扬光大。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一次很有名的学术争论。汉景帝时，儒学博士辕固生同道学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不是承受天命，而是犯上作乱。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因为暴虐淫乱，天下民心都归向汤武。汤武顺从天下民心而诛杀桀纣，他是不得已而登位的，这难道不是受了天命吗？黄生说：帽子破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是新的，还是要穿在脚上。这是因为有上下的分别。虽然桀纣无道，但总归是君上；汤武虽是圣人，可毕竟是臣下。君上有过错，臣下不但不劝说，反而因为他有过错去诛杀他，并取而代之称王，这不是做臣子的应该做的。辕固生显然说不过黄生，情急之下，就拿汉代的历史反驳黄生：如果按你的道理去推测，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还真是个两难选择。汉景帝听到清楚，就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场辩论便不了了之。此后学者们都不敢再讨论汤武是受命还是弑君这个问题了。
既然汤武革命不能讨论，限制皇权与建立预防机制更无法谈起。
当然，从理论上讲，也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或者限制皇帝。譬如天谴说，即受上天的监督。董仲舒提出，皇帝是天子，自然要受到上天的监督。人间施政的错误，会从天灾人祸中体现出来。这种说法没有针对性，所以算不上有效的监督。还譬如言官、史官的监督。周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历代王朝设有御史、谏议大夫、左右拾遗等，都是法定监督皇帝的职官。但是这些言官面对绝对的皇权，所谓的监督自然苍白无力。这种在皇权专制政权建立时就设计好了的机构运作起来，无异于想用自己的左手管住右手。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变革，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清末的百日维新只是在专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丝毫没有触及到政权体制的根本。只有辛亥革命的炮火，只有天下为公的呐喊，才从根本上摧毁了皇权制度，将高高在上的皇帝从宝座上撵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呼唤千年的民主政治。
时至今日，皇帝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已近百年。然而，两千多年的精神压迫、肉体残杀和思想扭曲，专制体制的流毒仍在，皇帝崇拜的阴魂未散。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没有凤凰涅槃的超越，“皇帝”这个特殊的名词真正成为历史还为时尚早。
然而，冷眼观潮，人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众多的影视剧，对帝王的塑造唯恐形象不高大，连那些昏君暴君都得以平反昭雪；向观众灌输的还是天子至尊、臣民低贱的思想。学者们的讲解固然普及了历史常识，敞开了学术圣坛大门，但以史说史，让人难以折服。须知，中国封建历史几乎都是官家所修，虽然出现过司马迁等春秋之笔，但那些御用文人们不能也不敢违背圣上旨意秉笔直书；而借用野史说事，一己之见难以释疑解惑，廓清迷雾。艺术家毕竟不是史学家，用不着拘泥于史实，史料太多体现不出艺术创造，戏说历史既能发挥想象，还能大大提高收视率；艺术家也不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需按传统的思想编导故事，顺着观众的思维杆子爬过去，既用不着动脑子，又不冒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而走向大众讲坛的学者们只要把自己掌握的史实讲清楚，并且将学术的门槛降低些，来一点下里巴人，自然能受欢迎。
其实，再现帝王形象也好，研究皇帝课题也罢，遭受尴尬的还在于选择角度的艰难。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都是很有作为的皇帝，前者任用贤能，从善如流，励精图治，使经济社会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后者文治武功兴盛一时，出使西洋，扬威四海。但以正统思想而论，他们都是以极不光彩的手段荣登大宝、称雄天下的。又比如，从勤政和处理内政的手腕来看，清朝十二帝除未成年的孩子外，都可以评个优秀；而明朝十七帝，除朱元璋和朱棣，大多数不能及格。但恰恰在明朝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帝王的怠政无为，在东南方一些区域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如果满人入关后，仍保持当时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国将不再是世界上的经济弱国。相反，清朝诸帝尤其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乎把所有的才智谋略都用在加强专政极权上，他们闭关锁国，南面不能下南洋，郑和开通的西洋海道被关闭，根本不知道外贸为何物；在东北，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东北发展，将几亿国人控制在中原、东南和中南的土地上；永不加赋的政策，使全国人口暴涨。直到清朝中后期，东南一带的经济发展始终没达到明末的水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次次地错过了关键性的机遇。
一
“皇帝”一词，起源于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即成为我国历代封建君主的专有称呼。
在国外，皇帝之名开始是指军队司令官，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就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是在战场上战士对胜利的将军欢呼时叫出来的。后来这称号由元老院赠与凯撒和奥古斯都。可知欧洲古代的皇帝本是指军事首长。欧洲罗马时代还是奴隶社会，公元前27年，屋大维即帝位时，就有元老院和议院。公元590年开始有教皇。他们的封建社会是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被人民处死，当时已有议会两院，还有宪法。而中国的皇帝是东方式的，是最典型的个人专制独裁者。它既无教皇，也无元老院、议院等的限制，更无宪法。中国皇帝亡国时，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根本不会像英王查理一世和法王路易十六被公开宣布罪状，在广场面对群众被处死。因为“刑不上大夫”，更何况是皇帝。今天英国还有女皇，日本还有天皇，但是他们实际的权利很小，性质与中国的皇帝完全不一样。
作为天下最大的地主和最高的军政首领，中国皇帝的地位与作用可想而知。从秦始皇到溥仪，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沿袭了二千一百多年，产生了四百零六个皇帝。如果加上农民起义、封建割据、少数民族和一些王朝更替时短暂的重复称帝，所出现的皇帝当在五六百人之众。这些人中，既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为推动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明君，也有昏聩无能、荒淫无道、鱼肉百姓的昏君和暴君。即使是那些所谓明君，也有其残暴荒淫的一面。正像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中国人的心中自有众多不同的刘邦朱棣、杨广乾隆。
二
偶像崇拜是一种内容深邃的文化，也是人类精神的悲哀。人们亲手用木头或泥巴雕塑神像，而后虔诚地顶礼膜拜，祈求神灵保佑，是十分古老的事情。而帝王崇拜本是历代皇帝用来麻醉人民的一种手段。他们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是上天之子，有的还虚构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所述的是商代早期的传说。刘邦也据说是其母亲与天龙交合所生，所以他当皇帝是承受天命，谁敢不服就是违背天命。武则天想当皇帝，授意伪造了一部《大云经》，说她是弥勒佛转世。连陈胜、吴广和洪秀全这些农民起义领袖都深谙此道，全都成了装神弄鬼的高手。帝王们遵从导演韩非子的教导，一个个把自己扮演成至圣完人，而所有的人间罪恶都归属于臣下。在专制文化经年累月的摧残下，人们很少想到皇帝的罪恶。即使是当代还十分风行的古典戏剧、帝王影视和皇帝传记，也大多把他们描述得高大伟岸、尽善尽美。电视剧《汉武大帝》片头曲的歌词这样赞美汉武帝刘彻：“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民过着何等幸福的生活，的确令人神往。台湾作家李敖甚至说，他最希望生活在唐朝。
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些推动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发展的帝王。但是，在整个帝王群体中，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是所谓的明君，其暴行也是触目惊心，不胜枚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始见于《诗经·小雅》的古诗，虽然说的是奴隶社会时的情形，却也是对封建时代君权统治最恰当的概括，它一语道破了帝王专制霸道的本质。既然国即是家，皇帝的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就是一种必然。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诱因，就是戍边误期一律斩首。封建王朝加在人民头上的王法，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汉武帝讨伐匈奴，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导致民变四起。为了控制局势，他严令地方官员以全家人性命担保，迫使基层官员大开杀戒，以致整县整乡百姓被杀光。清朝皇帝入关后，颁布剃头令，强迫汉人按满人习俗剃发，宣布留发者不留头，留头者不留发。从秦始皇开始，历朝皇帝都重视皇陵建造，为了保守机密，几乎所有修建陵墓的民工都被封闭在墓中；而那些皇帝的嫔妃们，在皇帝死后大都为死去的帝王殉葬，真正是惨无人道。
历史上越是有作为的皇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就越深重。秦始皇登基后建阿房宫、造骊山墓、修长城和驰道，每年服役的人数达到三百万。到秦二世时，百姓承担的赋税超过其收入的三分之二。隋炀帝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修御道、筑长城、建东都洛阳，动用人力无数。特别是修造大运河，虽然为后世的漕运带来便利，但其目的仅仅是为满足自己游乐的欲望。为了赶工期、抢时间，他诏令全国公民，凡年十五岁至五十岁男丁都要上阵，如有藏匿者斩三族，如此调用民工五百余万人。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民工死亡过半。他第一次游江都，造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船高四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房间一百二十间，皆以金玉装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侍卫宦官所居，其设施也十分齐备。皇后乘坐的叫翔璃舟，比龙舟小但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贵人和美人乘的是漾彩舟。一路上舟舻相接二百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空，极尽豪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进献美食，吃不了的全都埋掉。康熙皇帝为了享乐，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乾隆帝又大兴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颐和园和圆明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只得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人们津津乐道的乾隆六下江南，其实都是用民脂民膏满足帝王的淫乐。乾隆历次南巡，都是正月十五左右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清口渡黄河乘船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京时绕道江宁，祭明孝陵，然后返京。每次都历时四个多月。乾隆帝经过的御道，中心路宽一丈六尺，两边各宽七尺，路面必须平整坚实，不得随意弯曲，以致许多良田被毁、坟墓被挖。每隔几十里，必建专供休息的行宫，当地官员都要敬献山珍海味、金银珠宝。每次南巡，乾隆都会带上大批的妃子和王公大臣，车船连绵数十里。所到之处，官员叫苦，民不聊生。
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将门虎子、黎民俊秀，还是先天不足的庸常之辈，一旦成了皇帝，必然要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对帝王生活的迷恋，和对失去这种生活的恐惧，使之始终处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状态。由于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帝王们普遍患有怀疑、仇恨和残忍的综合症，不论是边塞外族、手下臣民，也不论你是否对其地位形成挑衅，只要他认为是一种障碍，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原始也最管用的杀戮手段。清朝皇帝强令汉人剃发，1645年夏天，江苏江阴百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紧闭城门，坚决抵抗。清统治者调集二十万军队围攻县城，结果近十万百姓全遭屠杀。即使是和平年景，皇帝滥杀无辜也是寻常之事。女皇武则天在杀人方面丝毫不亚于别的皇帝，她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大臣乱用酷刑，制造了无数冤案。和平时期杀人最多、手段最为残忍的当属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为有效地施行暴政，他们成立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使各级官吏动辄得咎、人人自危。朱元璋借肃贪肃反之名，将左丞相胡惟庸、开国功臣蓝玉杀害，受牵连处死的官员达五万人之众。朱棣在夺了其侄子建文帝皇位后，将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和所有服侍过建文帝的宫女、太监杀掉。大学士方孝孺不肯效忠，朱棣令人将方孝孺磔杀，同时将与其有联系的十族八百七十三人全部处以极刑，创造了株连十族的记录。明清皇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对臣下奏章中凡有损帝王尊严者一律处死；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吕留良案，都牵连了数百人。这些文字狱不仅刑法残酷，而且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极大地限制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皇帝杀人，动手之前往往有自己的理论。汉武帝喜欢结交士大夫，许多奇才能为己所用。但他性格暴躁，为人刻薄，不能容忍别人小过，稍不留意就要杀人。大臣汲黯进谏说：“陛下爱才乐士，求之不倦，每得一人，劳心苦神，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于陛下，欲谁与为治乎？”汉武帝却笑着说：“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这是多么可怕的杀人理论！
自古帝王少长寿。有史记载的皇帝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六七岁，年过八十的只有乾隆、萧衍、赵构、武则天和吴越王钱等少数人，执政五十年以上的仅有汉武帝刘彻，辽圣祖耶律隆绪，西夏崇宗李乾顺，西夏仁宗李仁孝和清乾隆、康熙等六人。他们或是有志有为之君，或是善于诗词书画、喜好修身养性的清静皇帝。而沉溺酒色、过早死亡的皇帝则居多数。常言说，帝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其实许多皇帝的嫔妃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毫无节制地贪恋女色，使之过早断送性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各国宫女据为己有。汉成帝刘骜内宠无数，常效仿商纣王，与赵飞燕姐妹日夜淫乐，终至纵欲身亡，年四十二岁。明光宗朱常洛虽重病在身，却视死如归，在赵妃进献的八大美女环绕下姿情淫乐，不久即倒在温柔乡中，年仅三十七岁。北齐文宣帝高洋五毒俱全，嗜酒成性，三十岁即暴卒。明朝灭亡后，小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大敌当前，他不顾小朝廷的风雨飘摇，大肆在民间选美。消息传出，百姓十分恐慌，不论贫富贵贱，都急忙把女儿嫁出去。咸丰帝自幼体弱多病，常以鹿血救命。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逃到承德山庄避难，虽国难当头，仍纵情声色，因一时难以采到鹿血，终于吐血而死，仅活了三十一岁。女皇武则天的荒淫也不让须眉。她登基时已年过花甲，却设置了类似后宫的机构控鹤府，据说有面首三千，所任职的官员大多是女皇的男宠。
三
历史上想做皇帝的人很多，上至王公大臣、龙子龙孙，下至贫民百姓、将帅士卒，哪一个不是先天的帝王坯子。但是龙椅只有一把，能当皇帝的毕竟是极个别。于是，围绕帝位的争夺，自然成了旷日持久的死亡游戏。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其实，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场正义的战争呢？除抵御外侮的一些必要作战外，数以千计的大小战争，几乎都是为了争夺帝位而战。从刘项争天下、三国鼎立、安史之乱、太平天国，到宋元明清的改朝换代，哪一次战争不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曹操诗句中描写的长期战乱造成的惨景。史载：公元156年全国人口为五千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221年，人口下降到九十万。成吉思汗更以无休止的杀戮征战为乐，蒙古人的铁骑所到之处，汉人九成以上被诛灭。
翻开厚重的帝王史，哪一处不是血淋淋的生死博弈，哪一页不是阴谋与勇气的尖峰较量？
在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内部，这种争夺的惨烈同样是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秦王嬴政亲政之前，朝廷出现两大政治集团。相国吕不韦不仅是百官之长，拥有制度化的权力，还是秦庄襄王的师傅，有定国立君之功，是庄襄王的托孤大臣。他同时又是赵姬的前夫和情人，是嬴政的亲生父亲，凭着这些特殊的地位，吕不韦一时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假宦官嫪毐因为受宠于太后赵姬，被封为长信侯，恣意享受着许多特权，还参与军国大政，行为愈加骄狂。一批高官显贵投身门下，大有后来居上、压倒吕不韦之势。两股势力此消彼长，搅得秦国一片混乱。加之嬴政的弟弟成蟜叛乱、“河上大鱼”和彗星出现等灾异事件，无不昭示着秦国将有大乱发生，要么出现兵祸造成国家易政，要么臣下弑君使秦国灭亡。身处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嬴政临危不乱，在刚刚亲政不久即痛下决心，先将密谋篡位的嫪毐集团一举歼灭，接着废除吕不韦相国之位，逼迫吕氏自杀，最后将太后从雍宫赶出，使之抑郁而死。正是嬴政果断坚毅，铁腕出击，仅用两年时间，解决了两大敌对势力，让太后、吕不韦和嫪毐退出权力舞台，才将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为统一帝国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矫诏杀了太子扶苏。胡亥踏着长兄的尸体称帝，随即大开杀戒，先后杀死自己的二十个兄弟姊妹，拉开了历代皇位争夺战中骨肉相残的序幕。自此，这种自相残杀愈演愈烈。皇帝的子孙既是权力的受益者，又是最大的受害者。当老皇帝在世时，他们尽享荣华富贵；一旦老皇帝归天，夺得皇位者权倾天下，其他的人则命若悬丝、朝不保夕。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诗人曹植被兄长曹丕所逼，情急之中所作的诗句。盖世枭雄曹操纵横天下数十年，夺得汉朝天下，为儿子称帝铺平了道路。但曹丕称帝后，颇有盛名的胞弟曹植却成了心腹之患。虽然一首诗救了一条性命，但争霸龙椅过程中你死我活的规则却无法改变。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皇朝，立国六十年，争夺皇位的骨肉相残丑剧也上演了六十年。从第一个皇帝刘裕到最后一个皇帝刘准，八人就有四人不到二十岁即被杀死，连子孙都没留下一人。这种丧尽天良的杀戮，在前废帝刘子业和明帝刘彧身上表现得更为残酷。刘子业不仅杀了弟弟刘子鸾、刘子师，还把叔祖刘义恭及其四个儿子全杀掉，并且剖腹挖眼、肢解四肢。刘彧杀刘子业当上皇帝，首先把兄长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杀尽，接着又将仅存的宋文帝的儿子、宋孝武帝的儿子和救过自己性命的弟弟刘休仁杀掉。不仅皇子皇孙被杀，文武大臣也惨遭株连。
世人皆知的昏君隋炀帝，弑父、鸩兄、灭弟自不必说；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太宗赵光义、元文宗图帖睦尔、明成祖朱棣、清世宗胤禛，哪个不是踏着亲人的鲜血登上殿堂？
皇位争夺战不仅在父子兄弟之间进行着，在家族中间也是如此。晋朝的八王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整个西晋只有五十三年，而八王之乱竟占去了三分之一。帝王争霸，百姓遭殃，国破不堪。司马衷还都洛阳时，浩荡的队伍只有一辆牛车供皇帝乘坐，大臣们只好徒步跟随。
据史料记载，在皇权争夺战中，因政变、兵变、战乱等，或为部将所诛，或为权臣废黜，或为乱兵所杀，或为皇族所害，有五十余名皇帝在位不到一年。金朝末帝完颜承麟在位仅半天，于战乱中为兵士所杀。
夺帝位如此，保皇位亦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从思想上铲除异己；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功臣，从军事上消灭忧患；汉宣帝刘询族灭霍家，是为了独揽大权；武则天重用酷吏杀宰相、大将和亲生儿子数百人，在血腥中坐收渔利；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口上喊着杀一男人如杀我父，杀一女人如杀我母，俨然如来佛祖下凡。但他为保住皇位，杀起人来从来毫不手软。特别是眼看长子朱标病逝，长孙朱允炆又年幼慈善，他担心自己死后皇权不稳，即寻找各种借口大杀无辜。功臣中只有耿炳文、郭英以及早早交出兵权的汤和能得以善终。清朝皇帝忧虑难于控制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便大兴文字狱，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精神层面打压臣僚及学者，一个泱泱大国竟是万马齐喑。
四
秦朝末年有三位风云人物，他们对帝王发表过富有特色的议论。雇农出身的陈胜在和同伴劳作之余，石破天惊般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面对强秦，他没有为统治者的淫威所屈服，却对人的命运作出富有挑战性的抗争。贵族子弟项羽第一次见到出游的秦始皇，便对叔父项籍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快人快语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小官吏刘邦在咸阳看到秦始皇车队煊赫的声势，喟然长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骨子里透出了羡慕与向往。陈胜文墨不多，却是天生的思想家，有了他的启迪，后世很多人找到了皇帝轮流做的理论依据。项羽是浪漫主义的英雄，他没有太多的理论，想当皇帝，夺过来就是了。相比之下，刘邦就有些猥琐而现实，流氓地痞垂涎大富显贵的形象栩栩如生。
客观地说，这三个人对帝王的议论都很独到，表达了不同类型人的心声。尤其是陈胜的精辟论断，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开辟鸿蒙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思维毫无例外地陷入了一个狭隘的圈子，即人人可做皇帝，我也能做皇帝，做皇帝的确是件美事。他们之所以怀有同样的梦想，无非看好皇帝不受任何制约的特权。如果站在芸芸众生的角度，如果跳出想当皇帝这个思维定势，可能也应该找到一条分权和限权的办法，从而在体制上彻底解决权力来源于谁，以及权力为谁所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孟子和荀子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的阐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还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朵民本思想的奇葩，在远古中国绽放得极为绚丽。它告诉人们，君权的根本在民；立君的目的在保民；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判甚至反抗。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关系思考中最进步的认识。
秦灭亡之后，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思想家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这种民本思想，对于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制约。
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
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首席执政官梭伦施行改革，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执政者克利斯梯尼建立了五百人会议，规定所有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到公元前五百年左右，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政治。约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开启了独立城邦的历史。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罗马成为了早期的共和国。虽然在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称号后，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但是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建立起帝国组织，民主政治的星火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并未熄灭。
而在中国，与罗马帝国几乎同时期的汉代并未放弃法家思想，却将中庸的儒学肆意曲解，作为统治者治国的基本理论，并在后世发扬光大。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一次很有名的学术争论。汉景帝时，儒学博士辕固生同道学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不是承受天命，而是犯上作乱。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因为暴虐淫乱，天下民心都归向汤武。汤武顺从天下民心而诛杀桀纣，他是不得已而登位的，这难道不是受了天命吗？黄生说：帽子破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是新的，还是要穿在脚上。这是因为有上下的分别。虽然桀纣无道，但总归是君上；汤武虽是圣人，可毕竟是臣下。君上有过错，臣下不但不劝说，反而因为他有过错去诛杀他，并取而代之称王，这不是做臣子的应该做的。辕固生显然说不过黄生，情急之下，就拿汉代的历史反驳黄生：如果按你的道理去推测，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还真是个两难选择。汉景帝听到清楚，就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场辩论便不了了之。此后学者们都不敢再讨论汤武是受命还是弑君这个问题了。
既然汤武革命不能讨论，限制皇权与建立预防机制更无法谈起。
当然，从理论上讲，也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或者限制皇帝。譬如天谴说，即受上天的监督。董仲舒提出，皇帝是天子，自然要受到上天的监督。人间施政的错误，会从天灾人祸中体现出来。这种说法没有针对性，所以算不上有效的监督。还譬如言官、史官的监督。周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历代王朝设有御史、谏议大夫、左右拾遗等，都是法定监督皇帝的职官。但是这些言官面对绝对的皇权，所谓的监督自然苍白无力。这种在皇权专制政权建立时就设计好了的机构运作起来，无异于想用自己的左手管住右手。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变革，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清末的百日维新只是在专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丝毫没有触及到政权体制的根本。只有辛亥革命的炮火，只有天下为公的呐喊，才从根本上摧毁了皇权制度，将高高在上的皇帝从宝座上撵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呼唤千年的民主政治。
时至今日，皇帝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已近百年。然而，两千多年的精神压迫、肉体残杀和思想扭曲，专制体制的流毒仍在，皇帝崇拜的阴魂未散。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没有凤凰涅槃的超越，“皇帝”这个特殊的名词真正成为历史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