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许多问题的枢纽，用道德谈许多问题反而会走到反道德的方向。
　　在此可以举一个我亲见的实例。当年我初进大学时，台湾依然贫穷，台大学生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当时学生搭车都不排队，只要公车一来，大家就一拥而上，挤得老弱妇孺哀哀乱叫。这种情况被一个美国留学生写了一封读者投书，登在报上，认为台大是台湾的最高学府，而学生连乘车排队的公德心都没有。这篇读者投书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台大认为是奇耻大辱，于是发起了台大学生自觉道德运动。我进大学时，正当自觉运动的高潮时刻。
　　当时我还年轻，受到报纸宣传的影响，也认为学生乘车不排队是道德问题。问题是当时学生道德运动搞得如火如荼，运动的压力的确使得学生在等公车时排队，但公车一来，排的队立刻大乱，大家还是一拥而上。后来我想通了，台大学生公车不排队，它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公车供需的经济问题。即时的公车供给少，等一班车总要10几20分钟，错过了一班车就会误了很多事，拼了命地抢上公车当然成了常态，不抢着上公车才是傻瓜。到了今天，台湾的交通工具选择已多，有钱人可以自己开车，自己骑机器脚踏车，或是乘坐地铁，坐公车的已少，人们不叫他排队也会排队，这并不是现在的人变得比较有道德，而是整个交通工具的供需关系已经完全改变。
　　因此，台大学生搭车不排队、抢位子，表面看当然和道德有关，但实质看，它和道德无关，只是公车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去改善公车的供给而硬要说是道德问题，那就会造成学生表面上有排队，但公车一来照抢位子的现象。这是一种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自欺欺人。这是伪善，它比不排队的不道德更为严重。伪善会造成道德感的麻木。
　　因此，谈问题有谈问题的方法。泛道德意识因为最容易、最廉价，因此用道德谈问题最为普遍，道德虽和许多问题有关，但它不是每种问题的根据，用道德谈问题，通常只会愈谈愈糟。在此可举贪污问题为例。
　　柏拉图在《共和国》里谈到正义时曾说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故事。在小亚细亚有个古国吕底亚，有个牧羊人叫盖吉士，有次牧羊时大地震动，他掉进了裂洞里，在洞里捡到了一枚戒指，如果他戴了戒指，把戒面朝外，他就会被人看到，如果把戒面朝内，他就可以隐身，别人就看不见他。发现戒指有这种魔力后，他就隐身进了皇宫，诱拐了皇后，后来与皇后合作，杀了皇帝，他自立为王。由于他有戒指，做尽坏事，别人却看不到，于是他遂可以为所欲为。
　　柏拉图说，秘密乃是违反正义的最大原因，如果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会被人看见，正义对他就没有任何意义。将他的这个故事作现代解释，如果一个政府拥有一个秘密的权力，它就可以在黑箱中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受到柏拉图这个故事的启发，西方遂认为贪腐乃是政府的秘密所造成的。这也是西方的反贪，特别强调政府必须透明的原因。1993年全球成立了最大的反贪组织，就叫做“国际透明组织”。政府的透明乃是一个可以客观检证的问题。最近，《经济学人》杂志有一期以北欧四国为封面。它即指出瑞典之所以贪污绝迹，就是因为瑞典的政治透明度举世第一。
　　因此，西方的反贪是把政治的透明列为核心，当政治（包括政治人物的财产、政府的运作和司法）都透明，就不可能有藏污纳垢的黑箱。
　　但在中国人社会，却不是以透明来思考贪污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以道德谈贪污问题，要防止贪污，必须提高官吏的道德水准，使他们有一种清如水的节操，才可以一介不取，故必须加强政风的预防。这些都是道德性的手段，而不是透明这种制度性手段，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遂出现大家都说清廉，但人人都阳奉阴违的恶果，就好像台大学生大家都说一套做一套一样。因此，谈问题要谈对问题，用道德谈问题只会把问题愈谈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