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的童年。芬兰、日本、英国、印度、以色列。”
　　2018年早些时候，周轶君在咖啡馆的一张纸巾上写下了以上内容，她打算完成一部纪录片，源于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困惑，也来自一个经历不完美童年的成年人的反刍。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跑了纸上写下的五个国家最后又回到中国，探访了三十余所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等教育机构，关于什么是儿童教育以及其合宜方式，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当做父母的能够看到外面世界有不一样的选择，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會不一样”。纪录片的名字就叫“他乡的童年”。
　　在芬兰那一集的片尾，她坐在森林里这样讲：“未来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样子。”

孩子需要教育吗

　　最早对教育的恐惧使周轶君冒出过很实验性的想法：孩子要不要接受教育。
　　六年前，女儿出生，她休完产假曾带着孩子去开工，出差的时候总是最麻烦。为了保存泵出的奶水，她有时候跑到礼宾部请求借用冰箱，有时候到餐馆、机场去讨要碎冰。
　　孩子呢，“我经常在想当她不会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好多天没有见到妈妈，但她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天的概念，也没有时间的概念，她不会表达。那么这段经验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也不知道。”
　　两年前，她又有了儿子。有一回出差，儿子趴在箱子上不想让她走，外婆试着说服：“妈妈不工作，怎么有钱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
　　她忽然意识到这是一套糟糕的说辞，幼年的孩子很大程度上只能不断接受周围人带给他们的事物，成为选择的结果。到后来，“他们知道每个东西的名字，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不要碰，那个可以吃。”周轶君说，“（但）所有这些已经是我们成人世界积淀下来的规则，也许实际上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这样的。只是他们一出生，没有能力去反抗你给的知识。知识本身也是限制。”
　　“咦，妈妈工作只是为了钱吗？妈妈工作你们就可以不断要玩具？这么说是不是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可耻？”她在《一个母亲在路上》一文中写道。
　　十几岁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她想，以后我可不要小孩，不然还要把这样烦人的过程再重复一遍，但现在面对两个孩子，重复是她的“主要动作”。
　　上学时挨母亲打，“打到尺子断掉”，她想，如果以后有小孩，一定不会打他们。但第一次动手打女儿正是当着母亲的面，“那个时候发现你唯一的语言就是暴力解决。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再加上看了玛丽亚·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你简直不知道要怎么教育孩子了。因为孩子永远是对的。”
　　周轶君陷入一种困顿当中，作为成长于80年代的独生女，她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看到了社会变革带来的观念改变以及并未与之同步的大众行为，她不想再用父辈的方式思考和表达。她知道事情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但如何让孩子知晓，是另外一门功课，比如：“如何在十秒之内有力说明妈妈工作是为了什么？”
　　旅程是因此开始的。

没有什么完美童年

　　周轶君和摄制组第一站到了芬兰，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氛围很弱，国家免费提供教育，学校测试不提倡排名，一个片区的学校都提供一样的免费午餐，人们认为，离家最近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
　　一个生活在那里的九岁男孩觉得，这里没有什么是成功，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妻子，有点钱，你已经算是成功了。
　　11月份的芬兰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老师还是带着学生去森林里。这是芬兰的两大资源——森林与孩子，人口在这里被视为非常重要的资源，因此社会提供的良好福利条件，也使得每个人的成长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在一堂现象式教学的课上，老师拉妮为了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年龄和时间，带着他们一起去老年人康复中心，和老人们一起画画。没有人是专业的，那些画不是为了彼此竞争，而是“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周轶君忽然哭了，那是整个纪录片里她唯一一次情绪失控。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童年，“我是属于学习成绩在十名左右，不是最好的，语文成绩永远是第一名的，但是因为数学差得比较远，偏科比较严重，所以一直以来，在学校的整个教育过程会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
　　这个一度成为她和母亲矛盾的根源。如果能考到一个100分，家长会告诉她能不能更好，如果考到了两个，她就会听到：那看你下次能不能保持。
　　周轶君的母亲是个会计，常常去银行。在玻璃窗外面的母亲眼中，玻璃窗那一边的职员每天吹着空调，看起来舒适安逸，她对自己女儿的期望便是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在银行工作。
　　除了学习，她几乎与艺术绝缘，每当她唱歌，家里人会说，你唱歌像背书一样;她不会跳舞，曾经被一个朋友带去舞厅，结果一整夜在那看电视。
　　“我们对自己的定义都来自于标准化考试，我是好的学生，或者我是不太好的学生，都是来自于这个，但实际上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权利是远远超过这个东西的，没办法去衡量。” 　　直到她开始抚养孩子，看到攻略上讲要给孩子唱儿歌，“有人就会问，说如果我唱歌很差，还要不要给孩子唱歌，我记得那个攻略说要唱，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唱得好或差，你要给他唱，要让他听到。”所以她现在会唱的都是儿歌，“什么动画片的歌都会唱。”
　　好或者坏、失败或者成功也没有那么重要。周軼君去了以色列，这个她熟悉的充满战火的国家如今成为创业之国。她见到的孩子递给她一些名片，上面写着CEO、CTO。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功，甚至绝大部分都会失败，概率达到96%。
　　“失败”在中文和英文中带有消极意味，但在以色列人使用的希伯来语中，失败并没有那么消极，在路上被绊倒也可以称为失败，因此，“错误不是世界末日。”以色列更欣赏能从失败中站起来继续走的人。
　　“他们学院的创始人跟我讲，（重要的）不是说他们掌握了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这些孩子将来能够为他们自己作出选择。这是他们学到最重要的事情。”
　　周轶君不断往远处走，同时不断接近自己的童年。她想起一个自己也说不出原因的词——孤独，“我也没有转过学，周围小朋友挺多的，有比较好的朋友，父母对我也挺照顾，但是好像我还是比较喜欢跟自己在一起，总是希望有这么一个空间和环境。”
　　研究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李玫瑾问她，是不是在0-1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照顾，她记不得，去问父母，也记不得。童年的大部分都遗失了，这让她觉得遗憾。

　　“从个人角度或更普遍的社会层面，什么是完美童年呢？”我问。
　　她不确定有一个确切答案，“当然了，一个人的人生——其实不光是童年——当中有人爱你有人关照你，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去看世界，当然是好的，但是没有这些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蛋了是吧？”

孩子是成人的祖先

　　我是在一个工作日下午拨通周轶君电话的，她在香港，小儿子放秋假在家，楼下的孩子因为搬家暂时也到她家来，家里很吵，她到楼下绕圈走。“只要你有了孩子以后，不管他在不在你身边，你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自由的状态。”
　　孩子出生之后，周轶君只去过一次伊拉克。她曾经是一名战地记者，有两年的时间驻守在战乱的中东，拍照、采访、写稿，见到了许多暴力、无常和死亡。从中东回来之后，她一度对很多东西都不再计较。
　　有了孩子让她发生的变化是，出门会担心孩子，也会担心自己。“可能我的孩子把我往外拉了一把，好多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
　　最后，她发现最初问题的答案在西安的一个夏令营里。墙上贴着两张纸，一张上写着营规，另一张写着“我喜欢的”和“我不喜欢的”。这个以训练批判性思维为主旨的夏令营让孩子讨论决定纸上的所有内容。
　　“如何在十秒之内有力说明妈妈工作是为了什么？”
　　“让孩子们列出‘喜欢和不喜欢’妈妈出差的原因。他们‘不喜欢’，因为妈妈不在身边，但竟然也有‘喜欢’之处，因为妈妈每次回来，都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分享。”她在《一位母亲在路上》中回答，那些新东西包括从芬兰带回来的被松鼠和老鼠吃过的松果，包括从河北带回来的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花生。
　　最终她和两个孩子约定每年她可以出差六次，每次不超过七天，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快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还讨论了钱的重要、工作带来的满足，女儿说她不能决定未来要当一个宇航员还是画家还是动物管理员还是足球运动员。最近一次离开时，儿子没有哭，只是塞给我一张恐龙抽象画（抽象到看不出来是恐龙）带在路上。”
　　蒙台梭利曾批评成年人的傲慢，认为自己创造了孩子，她认为实际上孩子是成人之父。
　　在日本的一家幼儿园里，园长每周都会用毛笔书写一幅字，挂在门口的墙上。那天他们一起去更换下一周的字，园长取出上周的那一张，周轶君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园长答：孩子是成人的祖先。
　　她深受触动，女儿和儿子都越来越像她，女儿是外貌上，儿子是内里一股对人的好奇心。“你曾经是那个样子的，那是你的过去。还有一个他刚生下来，其实他携带了好多我们的记忆，不光是你的，是人类的好多祖先的天然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待孩子不要以为他是你的孩子，你有对他的随意的支配权，而是要记得他其实是你的祖先。”
　　长大的过程中有时候会不断丢掉原有的东西，失去各种可能性，而教育让人能不断自我发现和成长。

保有小时候的气质

　　当然，焦虑依旧存在。周轶君发觉，如果说父辈的普遍焦虑来自于总是觉得自己孩子“不够好”，那么如今父母普遍的疑问是“什么才是最好的”。
　　她陪儿子去幼儿园考试，一个小时后，儿子从屋里出来，她立马跑过去问“都说了什么考了什么”，儿子回她，什么也没说。
　　“真的假的，完蛋，肯定没考上。”周轶君追问了一个月，儿子的回答也没有改变。嘴上这样说着，实际上她并没有像很多香港妈妈一样给孩子报许多学校，频繁跑去面试，“过不了再说。”
　　她尊重孩子的选择，她去见过小说家张大春。张大春善书法，也要求他的孩子每年书写一副春联，但他的孩子和他一起练书法的时间，“十几年来不超过五个小时。”“他觉得中国父母应该要看到孩子的天性是不是需要，孩子就像小猫要冲出门外，有那种天然的野性。”
　　一直被讨论的父母辅导孩子作业的问题也是如此。 　　“甭提了。”对于周轶君来说，辅导作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比较着急，不太让孩子自己去想去选择做什么。其实不光是做作业的事情，从根上说他早上去上学的时候，早餐是别人送到他面前的，然后书包都是别人帮他理的，所以他不用规划他自己的事情，突然到做作业了，让他很主动地快速地去做事情，前后逻辑是断裂的。”
　　她发现其实女儿更喜欢画画，儿子会在一旁默默观察——家里大多说英语，有一次她出差回来，儿子忽然会讲很多中文，“比较级、最高级都会用。”
　　有一回一位朋友问她——“看似每个人都会问，但我一时真的想不出来答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孩子和世界是初相遇，他们“带着自己本身的东西到这个世界上”。周轶君在谈话类节目《圆桌派》里提到，哪有什么教育，花时间去陪他们，便不存在“教育”。“一定是时间，你能给的就是时间，其实时间再退一步，你能给的就是生命……对我的小孩呢，我就觉得给他们任何玩具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要的也是你的时间。他们要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段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那你就不要生小孩。”
　　关于朋友那个难解的问题，“我现在自己理解，觉得是让孩子发现他们自己，发现他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实际上你是要退后半步，是帮助他去发展，去支持他而不是要去引领他。”
　　她和孩子之间有一个叫作“两分钟”的习惯，每天睡前花两分钟来各自讲当天生活中碰到的事情。她常常告诉女儿的是，当她回过头看自己的受教育和成长过程会发觉，在课堂里学了什么，每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即使当时觉得没考好是天大的事——但现在，这些事情会被全都忘掉，只剩下两件事情，一个是看闲书——不是学校里的書，还有一个就是去旅行。
　　周轶君喜欢看古龙多过金庸，喜欢看张承志，喜欢一个人去旅行。而阅读和旅行这两件事使她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并且都指向好奇心。“而且，放心，我接触到那些看闲书、兴趣不主流的孩子，大部分成绩都不差，真的。他们在阅读世界。”
　　如苏珊·奈曼所说，成长本身就是一大理想——一个很难完全实现但绝对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如果我真的对孩子有什么期待的话，我希望他们永远有好奇心，有童心，保有一种他们小时候的气质。”周轶君说。
　　有一回下暴雨，学校停课，她叫上孩子披着雨衣去山里走，看到一只特别大的蜥蜴爬在路上，“那天它的嘴唇是粉红色的，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三个就在暴雨里，愣愣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