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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是地质学系岩矿地球化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也是地质学各专业学习显微镜岩石学的一门重要的先导课。它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结晶学、矿物学以及物理光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学习晶质和非晶质矿物的光学性质和它们在偏光显微镜下的鉴别特征，并能掌握熟练运用偏光显微镜和矿物光学鉴定表鉴定造岩矿物的原理和方法，即晶体光学方法，为后继的显微岩石学（包括岩浆岩岩石学、沉积岩岩石学、变质岩岩石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岩石是矿物的集合体，而组成某一岩石的矿物是以一定的组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不同类别、种别的不同成因的岩石，其矿物组分和结构构造是不同的，因此，在岩石分类学中，矿物组分和他们的组构形式自然就成为分类的基础，而且在研究其岩石成因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和线索，因此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的学习对于此后的岩石学课程能否顺利进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一门课程，国内外综合大学或地质院校的地质系，晶体光学通常分为两大部分，即：第一部分，晶体光学理论及原理，主要讲授晶体光学中所应用的折射、双折射、临界角和全反射、光率体、偏光显微镜的工作原理以及在单偏光系统、正交偏光（直光）系统和聚敛偏光（锥光）系统下晶体的光学性质及某些光学常数的测定，造岩矿物薄片的系统鉴定，等等；第二部分是光性矿物学应用方面，主要是讲授主要造岩矿物的系统光学性质和鉴定方法，要求学生系统地了解、掌握数十种常见造岩矿物的光性及鉴定特征，能较准确地区别光学性质相近或相似的矿物，并能使用矿物学鉴定表判定矿物的固溶体系列中的矿物亚种（如斜长石的钠长石-钙长石系列，橄榄石的镁橄榄石-铁橄榄石系列，等等）。
北京大学地质系是在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地质系，是一个有8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学系。早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就设立了地质学门。20世纪20年代初，李四光先生就在北大地质系亲授矿物、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课（含晶体光学内容）。30年代，著名岩石学家何作霖教授在北大地质系开设光性矿物学课，编撰了《光性矿物学》一书。四五十年代王嘉荫在北大教授岩石学，也讲授晶体光学内容的课程，编著有《油浸法透明矿物鉴定》（1954）。随后，黄福生、贾炳文、刘如曦、张淑媛、陈芸菁、王式洸、孟广新、杨承运等在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课程的讲授，讲义、教材或参考材料的编写，以及教具制做等方面都做过大量工作。为配合教学，制作了教学挂图和教学薄片，购置了教学模型，近年来还制作了一定数量的幻灯片，在教学过程中都收到较好效果。1988年，《光性矿物学》（1979）一书被评为地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同年，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课程；1989年，又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作为一个在北大已经沿袭多年的课程，上述情况只能说明对它应有的更高的要求；要认真总结前阶段本课程的教学工作，认真思考工作中的得与失，在新形势下保持并发扬较好的方面，尽快地以主动意识克服困难和缺点，弥补不足的方面，以期能在北京大学的课程建设中多起一点作用。
（一）在课程建设中，根据课程以及社会需要，编写一本合适的教材，并不断根据学科发展和形式需要加以修订、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晶体光学课除前边提到的何著《光性矿物学》教材外，解放后曾用过苏联的有关教材和译自美国Wahlstrom的《晶体光学》（Optical Crystallography，1951）以及Kerr的《光性矿物学》（Optical Mineralogy，1942），这些书都属经典之作，在我国的本科教学以及教材建设中都起过很好的借鉴作用。直到60年代，我国自编的《晶体光学》（成都地院）和《光性矿物学》（王德滋，1965）方才问世。但到1972年我系复课后，国内已无适当的教材可供教学使用。1978年，地质部教材室组织编写第一轮地质教材时，我校承接了编写《光性矿物学》一书的任务。在准备编写过程中，我们除走访了在京的地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铀矿研究所等单位外，还到国内有工作基础的陕西、浙江、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局实验室、地质队鉴定室和大学，学习取经、收集资料、采集标本和商借薄片，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并了解社会上对本类书籍的需求情况。随后，我们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同类教材的优点和不足方面，决定根据大纲编成一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教科书。Kerr教本中矿物的光性条目分明、查考方便；王德滋本叙述清楚明白；Tröger本有清晰新颖的鉴定图表和三维光性方位图……我们都认真地加以汲取，同时还把产状描述部分扩成[产状及其他]栏目，描述该矿物的分布及用途的内容有较多的余地，以求增加兴趣和扩大知识面。考虑到初学者的需要，本书特意认真选取某些矿物在不同岩类的形貌加以表现，不仅如此，对某些矿物的异常现象也给予了适当篇幅。同时，还查阅了大量近期国内外文献，对重要矿物的不同光性数据，或则在认真比较衡量的基础上加以取舍，或则分列说明，以便对比查考。这样用了近一年时间，终于编纂了70余万字，包括200余种矿物的《光性矿物学》。
本书出版发行后，在本科二至三年级课堂教学中起了一定作用；同时，在高年级以至研究生的论文工作中也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而在当时同类书较少、甚至售缺的情况下，本书还适时补充或满足了社会上从科研到生产等各单位不同层次的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还感到它们有着“先天”的较严重的不足：《光矿》篇幅过大，按光性编排适于作为工具书，教学却不甚方便；而《晶光》略嫌简约，对于综合大学教学来说，理论方面似不太够。
为了满足今年教学的需要，在地矿部岩石学课程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再次修订了大纲，组织编写，并于1987年正式出版了新编的《晶体学原理》教材，1989年重编出版了《光性矿物学教程》。
教材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它不可能不受到某一时期社会需求或思想认识的约束或影响。但我们对某课程在学生整体培养计划中的地位应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于服务于该课程的教材则应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在教材编写前应做较充分的准备，要充分利用最新文献，力求创新，编出自己的特色；同时还要走出文献，开门编书——从科学院研究员、大学教员，到岩矿鉴定人员和磨片师傅，都是我们请教、求援的对象，他们也确实热忱地支持了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编写的教材才会有较大的实用意义。而有一本北大自己的书，特别是讲课教员自编的教本对于本课的教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是个“纲”，或者是个“本”，而另一方面，对于学生学好本课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鼓舞和激励。
（二）重视实验课的组织和管理，加强形象化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本科要求有更多的形象化的教学手段，因为用偏光显微镜在薄片中测定或鉴别矿物，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除了测定数据，还需要靠直觉判断，这一点有时甚至十分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给学生加强感性认识。为此，我们在多年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典型的教学演示薄片，制作了幻灯片，并运用闭路电视辅助教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实验课在整个教学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对同学强调，实验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加深（感性）认识，熟练操作，不是让去发现，也不是让来验证，就是来练基本功——练眼、练手、练感觉，还要练合理的工作程序和培养责任心。在实验课上反复地向学生强调，并用严格的管理来加以维持。课上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座次和仪器，认真检查仪器使用等记录和批改作业，对不遵守操作规程或不爱护仪器的学生则在实验报告上批评并扣分示警。实践证明，从全面培养的角度抓实验课，其效果相当好。对有些以为地质学是纯描述、不严格、不科学的学生，敢于严格要求往往使他们为之一震，而慢慢会改变自己偏颇的认识并培养起自己的兴趣来。
在课堂上我们反复讲爱护仪器的重要，讲仪器使用程序和仪器的保养，但光讲是不够的，更要紧的还是应该制定点规矩，想点办法，让学生脚踏实地去做。实验课前教员一般早到20分钟左右进行认真准备，课后，组织学生轮流清扫，还让他们和教员一起检查薄片和一起使用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和反响，师生沟通了思想，加深了感情的维系，而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三）课堂教学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和总体设计，这体现在全课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上，也体现在每一堂课的设计、表述和思想动员上。
在课程开始，我们就用恩格斯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来讲本课的作用和地位，强调晶体光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通过学习，学生要学会一定的鉴定技能和技巧，但作为理科大学的课，不能不讲“理”。如何让这门课既承继物理学的光学部分，又不同于物理课，同时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工科地质院校的课。在教学中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原来志愿报考数学、物理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课时的积极性颇高，而把不少精力放在一些公式的演算和推导上，对于偏光显微镜下的现象却不甚用心。因此，课程伊始，我们就强调它的目的和着重点，牢牢地“把握方向”。对上述部分同学则适当地加以引导，不挫伤他们的学习热情，只要求他们在观察和操作上多下功夫。在课堂讲授中，我们经常介绍一些和本学科有关的科学史事件作为实例，讲明一些道理。比如，贝克线是1893年德国岩石学家Beeke发现的。对于在偏光显微镜下判断相邻介质（矿物）的相对折射率高低，以及运用其移动规律估测以浸油或树胶为基质的透明矿物的折射率值，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它对晶体光学方法的研究有很大意义，故人们以贝克线称之；但对这一现象给予简洁明晰的解释却是在1940年，差不多隔了半个世纪之久。我们以此例向学生们说明，养成认真观察的习惯，有意识地培养观察能力是何等重要，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光率体是把光的振动方向和该方向上的折射率值结合起来，抽象得出的一个光性指示体，它在晶体光学教学中是个重点，也是难点。我们因之就下大力量对付，通常是调动一切手段，讲前强调重要，课上用挂图、模型、幻灯，反复讲解，实验课上运用它解释镜下的光学现象，课后布置习题或思考题，然后讨论提问……在条件允许时还用阿贝光率计测石英（光性非均质体，一轴晶）的折射率加以演示，总之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反复加以说明验证，目的是使之确认确信，牢记于心。
在讲“光性方位”、“透明矿物的系统鉴定”等内容时，我们就反复强调切片方位对某些光性或光学数据的影响，并启发同学的思路，在鉴定过程中要学会辩证的分析方法（“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毛泽东），排除干扰及假象，去伪存真，抓住主流和本质。这在组织学生学习鉴别光性异常的矿物或因制作原因而成的非标准薄片时，是很有用的。有时候还即兴讲一点点福尔摩斯，或推理小说，或电影中的“分区停电”的例子，类比于我们鉴别矿物的思路和过程，以启发学生的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近年来，在讲课时提到上述一些“语录”时，有的同学就吃吃发笑，这时，我就板起面孔，很正色地对他们说：“笑什么？！这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话。你们应当懂得！”摆出理直气壮的架势，大家也就严肃起来。当然，我知道，晶体光学可不是科学史课，也不是哲学课，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教师，不应当只是有授本门之业的技能，教员在课上应当“全身心投入”，才能为人师表，吸引、感染和团结广大同学一起把课堂作为一个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求知识、图进取的圣堂。韩愈夫子讲为师的话就很对——“传道、授业、解惑”。他十分明确地把“传道”放在首位。我们今天在课程内容中适当地融合一些学史、学风，以及思想方法、学习态度、理想追求，等等，话不在多，只要切中同学思想中的“时弊”，三言两语，画龙点睛，热情诚恳，就可以有些效用。这样一来，整个课就“站”出来了。有时课前几分钟，课间休息几分钟，课后一起整理几分钟，我们都要利用，和学生从刚演过的电影到毕业分配……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以为，面对着的是我们的子侄辈，他（她）们就要走上社会了，多嘱咐几句，让他（她）们为国家民族多出些力。记得几年前我课上的一位同学，上大课时无精打采，有时又似乎有点精神儿，实验课基本不来，大约只来过一两次。一次课后我有意找他谈，他说：“老师你讲得很好！”此说使我十分意外，忙问：“你认为哪些我讲得好呢？”答说：“你说的治学方法那些。”当时我不禁报以苦笑。后
来这位学生以优秀成绩考上了文科的研究生。这使我想到，从晶体光学的内容来看，我是失败了，但从课堂教育整体来看，我终究还算有所得，没白说那些话。
教学中敢于严格要求是需要有点决心的。有时我也有些困惑和苦恼。在两次“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时，学生们对于“严”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有时我布置“作业”，让大家提问题、提建议、提意见，也是想给他们一个发泄闷气的机会，了解一些情况，然后针对问题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但该坚持的绝不放松，比如课堂小测验就屡遭非议，有人认为它“有碍于轻松自在地学习”，“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但我还是坚持，只是多次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争取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对个别意见极大、极为抵触的学生，我也时加劝导，只要发现他略有改变或进步，就大张旗鼓地表扬。这样做似乎还有效果。1989年新年期间，一个我曾在课上批评过的学生，从刚分配的工作岗位上寄给我一个贺年卡，上写“在学校的时候，常常恼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却常常想起你，保重！”。有一个两年前考上外校的研究生来信说：“我觉得在北大地质系的四年学习收获是很大的，对我现在的学习非常有帮助，学问是相通的，而北大重视基础更使学生受益无穷。”“您在讲课中要求严格——这非常必要，因为学生还是孩子。”这对我们确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也给了我们不少启示。
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要做，虽然对于不少环节我的理解还很肤浅，有的甚至于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只有尽最大努力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把课教好。尽管做到、做好这一点还有很多难处，但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历史使命面前，作为教师的职责，只能知难而进。借用韩愈的话，我们要立足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做好“传道”的教育工作，才有可能进一步“授业”于有志的一代青年，我们的事业才有所依托，才有希望。
就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这一门课而言，它在北大的历史是漫长的，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一小段虽然短暂和微不足道，但它确也应该无愧于历史。应该继承、发扬，并为光辉的未来创造历史。我们决心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好好做事，起到应有的作用，能有点作为，甚至小小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快慰了。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内刊（1990年）]
[责任编辑：李文玲]
作为一门课程，国内外综合大学或地质院校的地质系，晶体光学通常分为两大部分，即：第一部分，晶体光学理论及原理，主要讲授晶体光学中所应用的折射、双折射、临界角和全反射、光率体、偏光显微镜的工作原理以及在单偏光系统、正交偏光（直光）系统和聚敛偏光（锥光）系统下晶体的光学性质及某些光学常数的测定，造岩矿物薄片的系统鉴定，等等；第二部分是光性矿物学应用方面，主要是讲授主要造岩矿物的系统光学性质和鉴定方法，要求学生系统地了解、掌握数十种常见造岩矿物的光性及鉴定特征，能较准确地区别光学性质相近或相似的矿物，并能使用矿物学鉴定表判定矿物的固溶体系列中的矿物亚种（如斜长石的钠长石-钙长石系列，橄榄石的镁橄榄石-铁橄榄石系列，等等）。
北京大学地质系是在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地质系，是一个有8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学系。早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就设立了地质学门。20世纪20年代初，李四光先生就在北大地质系亲授矿物、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课（含晶体光学内容）。30年代，著名岩石学家何作霖教授在北大地质系开设光性矿物学课，编撰了《光性矿物学》一书。四五十年代王嘉荫在北大教授岩石学，也讲授晶体光学内容的课程，编著有《油浸法透明矿物鉴定》（1954）。随后，黄福生、贾炳文、刘如曦、张淑媛、陈芸菁、王式洸、孟广新、杨承运等在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课程的讲授，讲义、教材或参考材料的编写，以及教具制做等方面都做过大量工作。为配合教学，制作了教学挂图和教学薄片，购置了教学模型，近年来还制作了一定数量的幻灯片，在教学过程中都收到较好效果。1988年，《光性矿物学》（1979）一书被评为地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同年，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课程；1989年，又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作为一个在北大已经沿袭多年的课程，上述情况只能说明对它应有的更高的要求；要认真总结前阶段本课程的教学工作，认真思考工作中的得与失，在新形势下保持并发扬较好的方面，尽快地以主动意识克服困难和缺点，弥补不足的方面，以期能在北京大学的课程建设中多起一点作用。
（一）在课程建设中，根据课程以及社会需要，编写一本合适的教材，并不断根据学科发展和形式需要加以修订、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晶体光学课除前边提到的何著《光性矿物学》教材外，解放后曾用过苏联的有关教材和译自美国Wahlstrom的《晶体光学》（Optical Crystallography，1951）以及Kerr的《光性矿物学》（Optical Mineralogy，1942），这些书都属经典之作，在我国的本科教学以及教材建设中都起过很好的借鉴作用。直到60年代，我国自编的《晶体光学》（成都地院）和《光性矿物学》（王德滋，1965）方才问世。但到1972年我系复课后，国内已无适当的教材可供教学使用。1978年，地质部教材室组织编写第一轮地质教材时，我校承接了编写《光性矿物学》一书的任务。在准备编写过程中，我们除走访了在京的地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铀矿研究所等单位外，还到国内有工作基础的陕西、浙江、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局实验室、地质队鉴定室和大学，学习取经、收集资料、采集标本和商借薄片，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并了解社会上对本类书籍的需求情况。随后，我们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同类教材的优点和不足方面，决定根据大纲编成一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教科书。Kerr教本中矿物的光性条目分明、查考方便；王德滋本叙述清楚明白；Tröger本有清晰新颖的鉴定图表和三维光性方位图……我们都认真地加以汲取，同时还把产状描述部分扩成[产状及其他]栏目，描述该矿物的分布及用途的内容有较多的余地，以求增加兴趣和扩大知识面。考虑到初学者的需要，本书特意认真选取某些矿物在不同岩类的形貌加以表现，不仅如此，对某些矿物的异常现象也给予了适当篇幅。同时，还查阅了大量近期国内外文献，对重要矿物的不同光性数据，或则在认真比较衡量的基础上加以取舍，或则分列说明，以便对比查考。这样用了近一年时间，终于编纂了70余万字，包括200余种矿物的《光性矿物学》。
本书出版发行后，在本科二至三年级课堂教学中起了一定作用；同时，在高年级以至研究生的论文工作中也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而在当时同类书较少、甚至售缺的情况下，本书还适时补充或满足了社会上从科研到生产等各单位不同层次的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还感到它们有着“先天”的较严重的不足：《光矿》篇幅过大，按光性编排适于作为工具书，教学却不甚方便；而《晶光》略嫌简约，对于综合大学教学来说，理论方面似不太够。
为了满足今年教学的需要，在地矿部岩石学课程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再次修订了大纲，组织编写，并于1987年正式出版了新编的《晶体学原理》教材，1989年重编出版了《光性矿物学教程》。
教材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它不可能不受到某一时期社会需求或思想认识的约束或影响。但我们对某课程在学生整体培养计划中的地位应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于服务于该课程的教材则应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在教材编写前应做较充分的准备，要充分利用最新文献，力求创新，编出自己的特色；同时还要走出文献，开门编书——从科学院研究员、大学教员，到岩矿鉴定人员和磨片师傅，都是我们请教、求援的对象，他们也确实热忱地支持了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编写的教材才会有较大的实用意义。而有一本北大自己的书，特别是讲课教员自编的教本对于本课的教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是个“纲”，或者是个“本”，而另一方面，对于学生学好本课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鼓舞和激励。
（二）重视实验课的组织和管理，加强形象化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本科要求有更多的形象化的教学手段，因为用偏光显微镜在薄片中测定或鉴别矿物，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除了测定数据，还需要靠直觉判断，这一点有时甚至十分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给学生加强感性认识。为此，我们在多年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典型的教学演示薄片，制作了幻灯片，并运用闭路电视辅助教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实验课在整个教学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对同学强调，实验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加深（感性）认识，熟练操作，不是让去发现，也不是让来验证，就是来练基本功——练眼、练手、练感觉，还要练合理的工作程序和培养责任心。在实验课上反复地向学生强调，并用严格的管理来加以维持。课上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座次和仪器，认真检查仪器使用等记录和批改作业，对不遵守操作规程或不爱护仪器的学生则在实验报告上批评并扣分示警。实践证明，从全面培养的角度抓实验课，其效果相当好。对有些以为地质学是纯描述、不严格、不科学的学生，敢于严格要求往往使他们为之一震，而慢慢会改变自己偏颇的认识并培养起自己的兴趣来。
在课堂上我们反复讲爱护仪器的重要，讲仪器使用程序和仪器的保养，但光讲是不够的，更要紧的还是应该制定点规矩，想点办法，让学生脚踏实地去做。实验课前教员一般早到20分钟左右进行认真准备，课后，组织学生轮流清扫，还让他们和教员一起检查薄片和一起使用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和反响，师生沟通了思想，加深了感情的维系，而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三）课堂教学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和总体设计，这体现在全课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上，也体现在每一堂课的设计、表述和思想动员上。
在课程开始，我们就用恩格斯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来讲本课的作用和地位，强调晶体光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通过学习，学生要学会一定的鉴定技能和技巧，但作为理科大学的课，不能不讲“理”。如何让这门课既承继物理学的光学部分，又不同于物理课，同时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工科地质院校的课。在教学中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原来志愿报考数学、物理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课时的积极性颇高，而把不少精力放在一些公式的演算和推导上，对于偏光显微镜下的现象却不甚用心。因此，课程伊始，我们就强调它的目的和着重点，牢牢地“把握方向”。对上述部分同学则适当地加以引导，不挫伤他们的学习热情，只要求他们在观察和操作上多下功夫。在课堂讲授中，我们经常介绍一些和本学科有关的科学史事件作为实例，讲明一些道理。比如，贝克线是1893年德国岩石学家Beeke发现的。对于在偏光显微镜下判断相邻介质（矿物）的相对折射率高低，以及运用其移动规律估测以浸油或树胶为基质的透明矿物的折射率值，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它对晶体光学方法的研究有很大意义，故人们以贝克线称之；但对这一现象给予简洁明晰的解释却是在1940年，差不多隔了半个世纪之久。我们以此例向学生们说明，养成认真观察的习惯，有意识地培养观察能力是何等重要，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光率体是把光的振动方向和该方向上的折射率值结合起来，抽象得出的一个光性指示体，它在晶体光学教学中是个重点，也是难点。我们因之就下大力量对付，通常是调动一切手段，讲前强调重要，课上用挂图、模型、幻灯，反复讲解，实验课上运用它解释镜下的光学现象，课后布置习题或思考题，然后讨论提问……在条件允许时还用阿贝光率计测石英（光性非均质体，一轴晶）的折射率加以演示，总之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反复加以说明验证，目的是使之确认确信，牢记于心。
在讲“光性方位”、“透明矿物的系统鉴定”等内容时，我们就反复强调切片方位对某些光性或光学数据的影响，并启发同学的思路，在鉴定过程中要学会辩证的分析方法（“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毛泽东），排除干扰及假象，去伪存真，抓住主流和本质。这在组织学生学习鉴别光性异常的矿物或因制作原因而成的非标准薄片时，是很有用的。有时候还即兴讲一点点福尔摩斯，或推理小说，或电影中的“分区停电”的例子，类比于我们鉴别矿物的思路和过程，以启发学生的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近年来，在讲课时提到上述一些“语录”时，有的同学就吃吃发笑，这时，我就板起面孔，很正色地对他们说：“笑什么？！这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话。你们应当懂得！”摆出理直气壮的架势，大家也就严肃起来。当然，我知道，晶体光学可不是科学史课，也不是哲学课，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教师，不应当只是有授本门之业的技能，教员在课上应当“全身心投入”，才能为人师表，吸引、感染和团结广大同学一起把课堂作为一个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求知识、图进取的圣堂。韩愈夫子讲为师的话就很对——“传道、授业、解惑”。他十分明确地把“传道”放在首位。我们今天在课程内容中适当地融合一些学史、学风，以及思想方法、学习态度、理想追求，等等，话不在多，只要切中同学思想中的“时弊”，三言两语，画龙点睛，热情诚恳，就可以有些效用。这样一来，整个课就“站”出来了。有时课前几分钟，课间休息几分钟，课后一起整理几分钟，我们都要利用，和学生从刚演过的电影到毕业分配……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以为，面对着的是我们的子侄辈，他（她）们就要走上社会了，多嘱咐几句，让他（她）们为国家民族多出些力。记得几年前我课上的一位同学，上大课时无精打采，有时又似乎有点精神儿，实验课基本不来，大约只来过一两次。一次课后我有意找他谈，他说：“老师你讲得很好！”此说使我十分意外，忙问：“你认为哪些我讲得好呢？”答说：“你说的治学方法那些。”当时我不禁报以苦笑。后
来这位学生以优秀成绩考上了文科的研究生。这使我想到，从晶体光学的内容来看，我是失败了，但从课堂教育整体来看，我终究还算有所得，没白说那些话。
教学中敢于严格要求是需要有点决心的。有时我也有些困惑和苦恼。在两次“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时，学生们对于“严”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有时我布置“作业”，让大家提问题、提建议、提意见，也是想给他们一个发泄闷气的机会，了解一些情况，然后针对问题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但该坚持的绝不放松，比如课堂小测验就屡遭非议，有人认为它“有碍于轻松自在地学习”，“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但我还是坚持，只是多次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争取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对个别意见极大、极为抵触的学生，我也时加劝导，只要发现他略有改变或进步，就大张旗鼓地表扬。这样做似乎还有效果。1989年新年期间，一个我曾在课上批评过的学生，从刚分配的工作岗位上寄给我一个贺年卡，上写“在学校的时候，常常恼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却常常想起你，保重！”。有一个两年前考上外校的研究生来信说：“我觉得在北大地质系的四年学习收获是很大的，对我现在的学习非常有帮助，学问是相通的，而北大重视基础更使学生受益无穷。”“您在讲课中要求严格——这非常必要，因为学生还是孩子。”这对我们确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也给了我们不少启示。
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要做，虽然对于不少环节我的理解还很肤浅，有的甚至于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只有尽最大努力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把课教好。尽管做到、做好这一点还有很多难处，但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历史使命面前，作为教师的职责，只能知难而进。借用韩愈的话，我们要立足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做好“传道”的教育工作，才有可能进一步“授业”于有志的一代青年，我们的事业才有所依托，才有希望。
就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这一门课而言，它在北大的历史是漫长的，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一小段虽然短暂和微不足道，但它确也应该无愧于历史。应该继承、发扬，并为光辉的未来创造历史。我们决心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好好做事，起到应有的作用，能有点作为，甚至小小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快慰了。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内刊（1990年）]
[责任编辑：李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