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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费时费力，效果却很难让人满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学生语文水平普遍偏低，问责语文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徐江先生对中学语文老师提出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我倒是觉得《中学语文老师惹谁了？》一文，颇有一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蛮横，有一种“失败有理”的诡辩。吴老师似乎在为天下语文老师含冤叫屈：“当中学老师不容易，当中学语文老师更不容易”，中学语文老师忙，带两个班语文，一个班主任，“周课时二十七节，还有升旗、例会、批改作业作文、周记”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吴老师的文章似乎在告诉世人：中学语文老师太忙了，无法将学生的语文教好是情有可原的；学生语文水平低，语文老师不但无过，反倒有功。
老师工作忙，学生成绩应该好起来才正常。若是工作越忙，学生语文水平越低，这个忙就是白忙，甚至是在帮学生的倒忙。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前小学有篇课文，说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到一处前沿阵地检查工作，发现弹药库就修建在阵地上，他问部下为何不把它迁移到安全地带，一个团长回答道：他们早就想搬了，就是因为太忙，所以一直没来得及。彭德怀大发雷霆道：“你们站在敌人只要一发炮弹就能把你们报销的地方，你们忙些什么？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加重要？你这个团长，撤职，送军法处！”我看，中学语文教育的阵地上，正需要彭德怀这样的领导前来当头棒喝。
这个世上，做什么都不容易。当工人不容易，我们会因为“不容易”就欢迎他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吗？当司机也不容易，我们会因为“不容易”就能容忍他们把车开下悬崖吗？当将军更不容易，我们会因为“不容易”就能原谅他们打败仗、给国家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吗？我们中学语文老师确实很忙，很不容易，难道就可以因为“不容易”而误人子弟吗？
中学语文并非仅仅是语文老师的“一亩三分地”，事关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语文兴亡，匹夫有责”。中学语文不能让人满意，任何公民都有义务有权利提出意见。中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声已经喊多年了，但换汤不换药，收效甚微，媒体发动“第三次浪潮”对中学语文进行“讨伐”，这并非是无风起浪，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周厉王的下场我们都很清楚，拒谏饰非毫无用处。面对责难，我们中学语文老师要以庄子笔下那个“郢人”的胆量和姿态，欢迎社会各界舆论前来“运斤成风”。别人说得正确，于我有利，对中学语文有利，对国家民族有利，何乐而不听呢？别人怪罪错了，众目睽睽，人间自有公道在，我们又何惧之有呢？吴平安老师自称“在中学即将退休”，但我读了《惹谁了？》一文后感到很“语文兴亡，匹夫有责”，本人既然捧着语文教师这个饭碗，当然也有责任参与大家的讨论，将愚人的一得之见当作引玉之砖抛出来，就教于各位行家。
徐老师把板子全打在中学语文老师的屁股上，我不赞成；吴老师将罪过全推到学校制度、高考制度上面，我也不敢苟同。我认为，中学语文之所以不能让国人满意，成为众矢之的，根本原因还是老问题：没有一套高质量的语文教材。
“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药》中开头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如今中学语文教材尴尬的处境。文革结束以后，以毛泽东诗文为主要内容的旧语文教材从教室里退出了，但富有吸引力、适应新时代的新教材尚未诞生出来。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教的课文，绝大部分还是我在八十年代学过的。我总觉得课文思想内容陈腐不堪，面目可憎，只有上到《孔乙己》、《装在套子里的人》等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佳的课文的时候，师生们在课堂上才能有所收获，才能发出几阵久违的笑声。近年语文教材的编写权力下放以来，出现了数十年来罕见的语文教科书百花齐放的局面，由于时间仓卒，或者观念陈旧，某些语文教材难免粗制滥造，所选课文简直是乱点鸳鸯谱，以一些文理不通、浅薄平庸的文章为教材，真是误人不浅。上到一些劣质课文的时候，笔者有一种壮汉钻鸡笼的感觉，里头又臭又狭小，外面漏洞百出，没有任何可以值得一观的东西，但我们师生偏偏要在其中呆上一两个课时，学着《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可怜的大臣，睁着眼睛说瞎话，把闻到的恶臭说成扑鼻的清香，把碗大的漏洞说成是天衣无缝，分析结构，分析语言，不这么分析就完不成教学任务，不这么讲解学生就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真是痛苦之极啊！这样教出的学生，哪里说得上什么语文水平！
弱水三千，丑小鸭日取一瓢饮足矣，足够长成美丽的白天鹅；地深万丈，树苗得五尺土够矣，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中华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作家作品多如牛毛，传世之作灿若星汉，在中国教语文，本应该是最轻松愉快的工作；在中国学语文，本应该是最有把握的事情，好比满地都是上好的沃土，随手栽花花怒放，随意插柳柳成荫。可是，我们这些“园丁”却这么忙，这么累，我们的小树，是那么瘦，那么弱，原来，我们不是把树苗栽入土壤里，而是将它们塞进大大小小的花钵中，钵里倒入几铲泥土，名为“语文教材”。小树苗整年只能入钵为安，天天咀嚼钵里一抔泥土，就算将泥土吸吮成沙砾，园丁每年换两次泥土的规矩，也是雷打不动的。中原千里沃土，只因在花钵之外，竟与枯瘦如柴的小树苗绝缘。况且这宝贵的几铲泥土中，还夹杂着许多小树难以下咽的沙石和荆棘。“食不饱，力不足，”要求小树长出青翠可爱的模样来为我们这些园丁争光，简直是白日做梦！奇怪，他怎么距“耳顺”之年那么远呢？
我认为这就是中学语文不如人意的根本原因！
老师工作忙，学生成绩应该好起来才正常。若是工作越忙，学生语文水平越低，这个忙就是白忙，甚至是在帮学生的倒忙。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前小学有篇课文，说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到一处前沿阵地检查工作，发现弹药库就修建在阵地上，他问部下为何不把它迁移到安全地带，一个团长回答道：他们早就想搬了，就是因为太忙，所以一直没来得及。彭德怀大发雷霆道：“你们站在敌人只要一发炮弹就能把你们报销的地方，你们忙些什么？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加重要？你这个团长，撤职，送军法处！”我看，中学语文教育的阵地上，正需要彭德怀这样的领导前来当头棒喝。
这个世上，做什么都不容易。当工人不容易，我们会因为“不容易”就欢迎他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吗？当司机也不容易，我们会因为“不容易”就能容忍他们把车开下悬崖吗？当将军更不容易，我们会因为“不容易”就能原谅他们打败仗、给国家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吗？我们中学语文老师确实很忙，很不容易，难道就可以因为“不容易”而误人子弟吗？
中学语文并非仅仅是语文老师的“一亩三分地”，事关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语文兴亡，匹夫有责”。中学语文不能让人满意，任何公民都有义务有权利提出意见。中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声已经喊多年了，但换汤不换药，收效甚微，媒体发动“第三次浪潮”对中学语文进行“讨伐”，这并非是无风起浪，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周厉王的下场我们都很清楚，拒谏饰非毫无用处。面对责难，我们中学语文老师要以庄子笔下那个“郢人”的胆量和姿态，欢迎社会各界舆论前来“运斤成风”。别人说得正确，于我有利，对中学语文有利，对国家民族有利，何乐而不听呢？别人怪罪错了，众目睽睽，人间自有公道在，我们又何惧之有呢？吴平安老师自称“在中学即将退休”，但我读了《惹谁了？》一文后感到很“语文兴亡，匹夫有责”，本人既然捧着语文教师这个饭碗，当然也有责任参与大家的讨论，将愚人的一得之见当作引玉之砖抛出来，就教于各位行家。
徐老师把板子全打在中学语文老师的屁股上，我不赞成；吴老师将罪过全推到学校制度、高考制度上面，我也不敢苟同。我认为，中学语文之所以不能让国人满意，成为众矢之的，根本原因还是老问题：没有一套高质量的语文教材。
“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药》中开头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如今中学语文教材尴尬的处境。文革结束以后，以毛泽东诗文为主要内容的旧语文教材从教室里退出了，但富有吸引力、适应新时代的新教材尚未诞生出来。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教的课文，绝大部分还是我在八十年代学过的。我总觉得课文思想内容陈腐不堪，面目可憎，只有上到《孔乙己》、《装在套子里的人》等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佳的课文的时候，师生们在课堂上才能有所收获，才能发出几阵久违的笑声。近年语文教材的编写权力下放以来，出现了数十年来罕见的语文教科书百花齐放的局面，由于时间仓卒，或者观念陈旧，某些语文教材难免粗制滥造，所选课文简直是乱点鸳鸯谱，以一些文理不通、浅薄平庸的文章为教材，真是误人不浅。上到一些劣质课文的时候，笔者有一种壮汉钻鸡笼的感觉，里头又臭又狭小，外面漏洞百出，没有任何可以值得一观的东西，但我们师生偏偏要在其中呆上一两个课时，学着《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可怜的大臣，睁着眼睛说瞎话，把闻到的恶臭说成扑鼻的清香，把碗大的漏洞说成是天衣无缝，分析结构，分析语言，不这么分析就完不成教学任务，不这么讲解学生就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真是痛苦之极啊！这样教出的学生，哪里说得上什么语文水平！
弱水三千，丑小鸭日取一瓢饮足矣，足够长成美丽的白天鹅；地深万丈，树苗得五尺土够矣，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中华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作家作品多如牛毛，传世之作灿若星汉，在中国教语文，本应该是最轻松愉快的工作；在中国学语文，本应该是最有把握的事情，好比满地都是上好的沃土，随手栽花花怒放，随意插柳柳成荫。可是，我们这些“园丁”却这么忙，这么累，我们的小树，是那么瘦，那么弱，原来，我们不是把树苗栽入土壤里，而是将它们塞进大大小小的花钵中，钵里倒入几铲泥土，名为“语文教材”。小树苗整年只能入钵为安，天天咀嚼钵里一抔泥土，就算将泥土吸吮成沙砾，园丁每年换两次泥土的规矩，也是雷打不动的。中原千里沃土，只因在花钵之外，竟与枯瘦如柴的小树苗绝缘。况且这宝贵的几铲泥土中，还夹杂着许多小树难以下咽的沙石和荆棘。“食不饱，力不足，”要求小树长出青翠可爱的模样来为我们这些园丁争光，简直是白日做梦！奇怪，他怎么距“耳顺”之年那么远呢？
我认为这就是中学语文不如人意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