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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67年，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提出“作者之死”的观点，该观点不仅在文学理论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还为读者阅读文本提出另一种思考方式和行为范式。文章首先挖掘“作者之死”观点的意涵并从读者、作者、文本三方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正确合理的阅读方式。文章最后将“作者之死”这一文学理论迁移到阅读之上，得出关于阅读的一些启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诠释和理解文本。
关键词：作者之死；文学理论；阅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1
一.“作者之死”的意涵
1967年，罗兰巴特发表文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他在该文中指出：“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1]这句话的意涵即为：文本可以脱离其作者，作为独立的语言实体而存在。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在完成一部作品时即已死去，意在让读者放弃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探寻和依赖，以阅读文本为主要方式，依托自己的思想来自由地诠释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作者“死去”，读者才得以诞生。因为文本本身即富含艺术象征等意义载体，这些载体的互动和组合所形成的意义网络，就已足够形成丰富多元的意义系统，无须遵循文本背后的创作意图亦能传达文本的意义。（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即是一种意义载体）唯有透过读者，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才能被发掘出来，此时，文本的价值才得以产生。总而言之：文本的意义并非由作者的创作意图决定而是由读者的诠释决定。
二.正确的阅读方式
文学作品自带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恰好给了读者诠释的空间，也模糊了作者固定的创作意图。基于“作者之死”理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应该采用一种新型的，更为合理的阅读方式。我姑且称之为“复调式阅读”。所谓“复调式阅读”顾名思义，即在作者调出“第一杯酒”——文本之后，读者再次地调和这杯酒，使文本变成自己主动参与，主动创造的“新酒”。“复调式阅读”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阅读文本的时候，读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参与。“复调式阅读”要求读者阅读时要勘察文本所叙述的内容以及作者所忽略的意涵。在可见的文本事实之外，是否蕴含着深层次的脉络关联，逻辑因果，这都是需要读者通过自我的体悟和自我的诠释才能感受得到的。“复调”是一种专属读者身份的功能，读者一旦阅读，便是使得文学作品成为象征符号并最终复现了读者自己。通过阅读，读者获得精神享受来充实情感，复归人性，在现实世界中暂时性地获得一种精神平衡和情感慰藉。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都会不约而同地，或深或浅地将自己的主体感知映射在文学作品之上。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正是对“复调式阅读”中这种“复现关系”的诠释。“复调式阅读”的益处在于：由作者自己再次调和文本，得出带有自我特色的理解和诠释。虽然这样会使得不同的读者解读同一文本会产生富有争议性的不同结果，甚至是截然相反，激烈对立。有一千个读者或许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是，文本价值的实现正是依托“复调式阅读”体现在这些不同主体的不同理解和认知上的。相反，如果将文本解读机械化，绝对化，甚至将不同主体的独特诠释强行地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解释，将会对文本的意义重构和价值再现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三.“作者之死”的启示
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目的并非是让读者完全地抛弃作者，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作者的想法和社会身份，被作者所束缚。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不能完全割裂的，只是读者要从作者霸权中解放出来，不完全地受到作者的创作意图制约，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观察，思考，领悟，诠释。作者是一个幽灵，他是一个缺席的在场人，好的作者会通过文本与读者产生思想上的联系，作者诠释文本获得的感情共通象征着文本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升华。
我们阅读文本前，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社会文化对读者的意识渗透，无论读者如何诠释文本，都会不约而同地受制于受教育的语境，意即社会文化与思想的背景，我们可以把文化与思想的背景理解为一双无形的手，读者不可能逃脱社会文化与思想的掌控。就像伊格尔顿所说：“我们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2]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而这种改写又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是读者本身很难意识到的。读者所处的时代的价值观念会或多或少地投射到文本上，给读者诠释文本带来误导和障碍。那么，该如何做一个好的读者呢？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曾言：“一切诸经，只不过是敲门砖。”阅读文本最重要的是打开心扉，唤出其中的人来，那个人不是作者，而是真实的，内在的读者自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要与文本进行对话，文本在多大程度上能与读者发生共鸣与碰撞，或者文本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就得看讀者能走进文本多远，多深。
参考文献：
[1][M]法，罗兰·巴特：《作者之死》，载《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2][M]英，伊格尔顿：《莎士比亚与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关键词：作者之死；文学理论；阅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1
一.“作者之死”的意涵
1967年，罗兰巴特发表文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他在该文中指出：“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1]这句话的意涵即为：文本可以脱离其作者，作为独立的语言实体而存在。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在完成一部作品时即已死去，意在让读者放弃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探寻和依赖，以阅读文本为主要方式，依托自己的思想来自由地诠释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作者“死去”，读者才得以诞生。因为文本本身即富含艺术象征等意义载体，这些载体的互动和组合所形成的意义网络，就已足够形成丰富多元的意义系统，无须遵循文本背后的创作意图亦能传达文本的意义。（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即是一种意义载体）唯有透过读者，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才能被发掘出来，此时，文本的价值才得以产生。总而言之：文本的意义并非由作者的创作意图决定而是由读者的诠释决定。
二.正确的阅读方式
文学作品自带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恰好给了读者诠释的空间，也模糊了作者固定的创作意图。基于“作者之死”理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应该采用一种新型的，更为合理的阅读方式。我姑且称之为“复调式阅读”。所谓“复调式阅读”顾名思义，即在作者调出“第一杯酒”——文本之后，读者再次地调和这杯酒，使文本变成自己主动参与，主动创造的“新酒”。“复调式阅读”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阅读文本的时候，读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参与。“复调式阅读”要求读者阅读时要勘察文本所叙述的内容以及作者所忽略的意涵。在可见的文本事实之外，是否蕴含着深层次的脉络关联，逻辑因果，这都是需要读者通过自我的体悟和自我的诠释才能感受得到的。“复调”是一种专属读者身份的功能，读者一旦阅读，便是使得文学作品成为象征符号并最终复现了读者自己。通过阅读，读者获得精神享受来充实情感，复归人性，在现实世界中暂时性地获得一种精神平衡和情感慰藉。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都会不约而同地，或深或浅地将自己的主体感知映射在文学作品之上。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正是对“复调式阅读”中这种“复现关系”的诠释。“复调式阅读”的益处在于：由作者自己再次调和文本，得出带有自我特色的理解和诠释。虽然这样会使得不同的读者解读同一文本会产生富有争议性的不同结果，甚至是截然相反，激烈对立。有一千个读者或许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是，文本价值的实现正是依托“复调式阅读”体现在这些不同主体的不同理解和认知上的。相反，如果将文本解读机械化，绝对化，甚至将不同主体的独特诠释强行地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解释，将会对文本的意义重构和价值再现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三.“作者之死”的启示
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目的并非是让读者完全地抛弃作者，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作者的想法和社会身份，被作者所束缚。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不能完全割裂的，只是读者要从作者霸权中解放出来，不完全地受到作者的创作意图制约，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观察，思考，领悟，诠释。作者是一个幽灵，他是一个缺席的在场人，好的作者会通过文本与读者产生思想上的联系，作者诠释文本获得的感情共通象征着文本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升华。
我们阅读文本前，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社会文化对读者的意识渗透，无论读者如何诠释文本，都会不约而同地受制于受教育的语境，意即社会文化与思想的背景，我们可以把文化与思想的背景理解为一双无形的手，读者不可能逃脱社会文化与思想的掌控。就像伊格尔顿所说：“我们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2]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而这种改写又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是读者本身很难意识到的。读者所处的时代的价值观念会或多或少地投射到文本上，给读者诠释文本带来误导和障碍。那么，该如何做一个好的读者呢？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曾言：“一切诸经，只不过是敲门砖。”阅读文本最重要的是打开心扉，唤出其中的人来，那个人不是作者，而是真实的，内在的读者自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要与文本进行对话，文本在多大程度上能与读者发生共鸣与碰撞，或者文本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就得看讀者能走进文本多远，多深。
参考文献：
[1][M]法，罗兰·巴特：《作者之死》，载《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2][M]英，伊格尔顿：《莎士比亚与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