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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论集》一书的封面题字,取自怀仁所集王羲之《圣教序》,其中,“翻译”二字的书写很特别:“翻”字少了一撇,而“译”字又多出一撇。对此,罗新璋先生别有新解:“(这)无意中点破了译事的玄机:翻译必然有得有失。”翻译有得有失,《翻译论集》的修订又何尝不是如此。
《翻译论集》修订本
罗新璋、陈应年编,商务印书馆,2009
《翻译论集》是一部翻译史料集,内收汉末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约1700年间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大约80万字。或许正是有着“纵跨千余年,汇集百家言”之恢弘,《翻译论集》早已成为我国译学界的“枕边书”、“必读书”,甚至是“圣经”。
《翻译论集》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1万册。因为“需索甚殷”,编者“早拟重印”。事实上,相关人员1991、1994和1998年曾数次提出重版,“碍于标点不当及误字须改等因,延滞多年”;直到2002年,出版社表示可重排重印,这才有了2009年9月的《翻译论集》(修订本)。
《翻译论集》一书的封面题字,取自怀仁所集王羲之《圣教序》,其中,“翻译”二字的书写很特别:“翻”字少了一撇,而“译”字又多出一撇。对此,罗新璋先生别有新解:“(这)无意中点破了译事的玄机:翻译必然有得有失”。翻译有得有失,《翻译论集》的修订又何尝不是如此。下即谈谈与第一版比较而言,《翻译论集》修订本都有哪些改进,又还存在着哪些不足。
《翻译论集》(修订本)到手,一眼即可看出多了一位编者——“陈应年”先生。其实,《翻译论集》第一版《例言》中早有“伏笔”:“本书由罗新璋编篡,陈应年同志亦力主其事,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而在近文《须臾 浮生》中,罗先生又续有“交代”:“这本书虽主要由我编纂,但陈应年当年力主其事,且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故而在新版上一起署名主编,也是感念老友昔日发想作成之意。”根据罗先生的记述可以推测,当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发想”、“(亦)力主其事”和“自始至终参与编选”,《翻译论集》是否会“作成”,亦未可知。难怪罗先生要感慨:“人生是什么?不就是众多偶然!”其实,最不应该忘记陈先生的也许还是我辈读者,没有他,我们也许就没有机会读着《翻译论集》而成长了。
比较前后两版“目次”,发现《翻译论集》修订本在内容上有了一定的调整。编者谓之“略有增删”,实际增文30篇,删减6篇。增加主要见诸古代部分,共添文20篇,其中6文为“研究与资料”;删减主要体现在林纾先生身上,共剔除4文。因为删的少而增的多,所以修订本的篇幅从原来的1047页扩充到1148页。《翻译论集》第一版面世后,商务印书馆曾以编辑部名义登门拜访吕叔湘、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季羡林等名家。关于古代部分,钱先生认为:“主要的都已收录,即使有遗漏,亦无关紧要。”情况既如此,修订中为何还要对“古代部分”大幅度“扩容”呢(第一版该部分统共收文30篇)?在我们看来,这大概是新增内容既不易得见而又比较精贵之故吧。情况是否如此,不妨先来看看新增文献的篇名:原始译论新增《僧伽罗刹集经后记》(阙名)、《中序论》(僧睿)、《注维摩诘经序》(僧肇)、《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僧祐)、《传译论赞》(慧皎)、《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慧恺)、《大唐西域记序·赞》(玄奘 辩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译颂》(玄奘)、《异部宗轮论译颂》(玄奘)、《〈般若心经〉译文对照》(罗什与玄奘译文)、《译经篇总论》(赞宁)及《义净传系辞》(赞宁);研究与资料新增《佛典之翻译》(梁启超)、《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陈寅恪)、《论佛典翻译文学》(周一良)、《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马祖毅)及《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书上的贡献》(杨廷福)。我们说以上新增之物“不易得见”,主要是指原始文论部分,新增内容确实不见于其他译论史文献;我们说新增文献“比较精贵”,所指有二:一是常见的重要佛经翻译思想(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罗什的“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种不翻”,赞宁的“六例”等)初版《翻译论集》即已收入囊中,新增文论因此不能称举足轻重了;二是新增文献中某些篇章明显具有填补空白之作用(如玄奘之文字)或者在实践中被证明为钜观之作者(如“研究与资料”新增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修订本不仅内容上有变化,文章排列顺序上也有微调(如道安的《道行经序》由原来的第一项移至第二项),篇名也偶有所变(如将《三法度序》更为《三法度经序》以及将《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之余》更为《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节要》)。以上“调整”和“纫箴补缀”(罗新璋语)也许是《翻译论集》修订中最看得见摸得着而又最可圈可点之处。
说过封面与目录上的变化,接下来看看《翻译论集》(修订本)正文在文字、标点和注释等方面所做的改进。《翻译论集》在《例言》里曾经申明:“本书文字,均以原书原刊为依据,一般异文不作校勘。”估计是编者后来发现“不作校勘”的《翻译论集》终究存在瑕疵,所以修订时才要说:“现趁全书重排之机,篇目略作增删,并期消灭错讹,以副读者厚望。”据我们抽样核对,修订本确消除了部分文字和标点讹谬,比如将“《义疏》”改正为“《周礼义疏》”(p.1),将“是以自偈”更正为“是以自竭”(p.2),将“《拟设翻译书院议》”还原为“《拟设繙译书院议》”(p.5),将“安侯、世高”纠正为“安侯世高”(p.22),等等。不仅如此,修订本还增加了少许注释,比如,该书序言(即《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对于这一说法,作者在修订时增加了脚注如下:“此说不确,语欠缜密。正炳生先生曾著文指出:‘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不是始于汉以后的佛经翻译,而是始于先秦时期的诗歌翻译’,纪元前刘向《说苑·善说》篇已引录《越人歌》,详见《关于我国最早用文字记载的翻译》1984年6期。”不长的一个注,其所折射的却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读来让人感佩。又比如,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在第一版《翻译论集》中没有任何注解,修订本中却既给出了相关术语的梵文又附加了汉语解释,实属难得。
如果说《翻译论集》修订本有“失”(也就是美中不足),第一点也许是它缺少一篇较为详细的修订说明。从前文看,《翻译论集》在修订中其实动了不少东西,可相关说明文字仅有寥寥几行,而且被置于“例言”(内容与第一版同)之后,看上去俨然一则小小的“补白”。由于说明太过简单,部分读者(特别是拥有《翻译论集》的老读者)不免生出疑问来。比如,内容增删中为何要如此厚古而薄今?是“近世”、“近代”、“现代”和“当代”所收文章数量已然可观,还是那几个时代已无优秀文章可选?又比如,陈应年先生在2001年所写《推荐罗新璋编〈翻译论集〉》一文中曾说:“编者不因范围之广,而降低要求,如近代的林纾部分,编者利用原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藏书之便,选载了19篇译者的序言,使读者对林纾的翻译思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下可好,有陈先生参与的修订工作中却一股脑儿砍去了其中4篇。在上述同一文章中,陈先生还曾说:“我想编者若能把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赵景深等人关于信与顺的讨论引起争论的有关文章公诸于众,可供后人深入研究,则更完善了。”对于这一建议,修订本并没有采纳。倒不是说相关增删和取舍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有个说明什么的,读者对相关究竟便会“一目了然”。值得庆幸的是,罗新璋先生最近写成《须臾 浮生》一文,其中对《翻译论集》及其修订本背后的“故事”多有“揭秘”,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知情权”。
刚才提到文章增删的问题,这其实涉及《翻译论集》修订本的收文标准。当年与《翻译论集》同时推出的翻译文论集有四、五册,可在许国璋先生看来,还是《翻译论集》“编得最好”,原因有二:“一是第一次收了古代译论,二是辑录了金岳霖《知识论》里‘论翻译’一节。”从这一评论来看,读者对相关收录特色和标准终究是比较看重甚至是比较在乎的。由于各种原因,要制定出一个众皆认可的标准估计并不现实,但给出一个大致的或者“我行我素”的准则总是可以的。现在看来,《翻译论集》修订本在文章选择上确还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许国璋先生刚才提到《翻译论集》之“古代部分”,该部分在本次修订中一下子新添了二十文,这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在我们看来,其中少许文章并没有必要勉强纳入,《〈般若心经〉译文对照》一文可作如是观,因为它一点“论”的成分也没有。与此同时,朱志瑜和朱晓农所编《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一书中的不少新篇倒是可以甚至应该借鉴。又比如,罗新璋先生自己说过,当年编写《翻译论集》时曾遭遇过“万事开头难”,而在迷宫中给他一根阿里雅德涅(Ariadne)之线的,是罗根泽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佛经翻译论》一章。情况既然如此,修订本在相关“研究与资料”下收入罗教授的大作便合乎情理了,因为这样做,译界后生也许同样可以“从中查进去,刨根究底,旁及其他”。在同类性质文章的收录上,修订本似乎又有厚此薄彼之虞,比如,它新增了王国维先生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这自是弥补了遗珠之憾,因为该文是“近代翻译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尤不可忽略”(王元化语)。不过,将同样探讨术语翻译的《论翻译名义》(章士钊)、《论译名》(胡以鲁)及《论译名》(朱自清)等文章拒之于修订本以外,这就让读者多少有点费解了,毕竟它们也是重要文献,在翻译史上都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影响。关于文章选录,《翻译论集》修订本还有着本末倒置之嫌,比如,它保留了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而未(一并)收录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十种通称》“婆伽婆”条下有关文字。编者选录周氏序,其主要用意是间接引出玄奘的“五种不翻”思想,而这一思想首先见于法云所著《翻译名义集》正文之中,周序不过转述而已,文字还颇为随意。此外,《翻译论集》修订本在收文时还没能做到与时俱进,《林纾的翻译》一文当为显例。大家知道,钱钟书先生后来对《林纾的翻译》一文进行过修订,文字及提法上皆有较大变化,比如,“最高标准”易作了“最高理想”,“精神姿致”换成了“精魂”,等等。对此,罗新璋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钱钟书的译艺谈》一文中还曾专门论及。当年出版《翻译论集》时,没有及时采用最新版本也许无可厚非,但那多年后对整个文集作全面修订时仍未能“吐故纳新”,似乎有些难辞其咎了。
《翻译论集》修订本的第三个不足是“校正检括”尚需继续努力。该书问世后,罗先生在《须臾 浮生》一文中曾有“怨言”:“好不容易,出一新版,应力求其完美,但抽改样却未允我校读,留下了若干本可消灭的错字和不足。至为遗憾。”《翻译论集》经过数年的“折腾”才得以有机会修订,而修订中又花去那多心血与工夫(初版系铅印,今用电脑,得全部重排),“好不容易”名副其实。罗新璋先生素来有“傅译传人”之称,而大家知道,傅雷在翻译中从来追求完美。仅此,罗先生要修订《翻译论集》,不消说也会希望它尽量完美无缺了。不过,好多事情就是蹊跷,罗先生居然“未允校读”“抽改样”。罗先生自己既承认修订本中尚有本可消灭的错字和不足若干,这里便不“连篇累牍”列举了,仅略举一二,以资旁证。比如,我国现存最早带有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法句经序》中的“又诸佛典,皆在天竺”一句(p.22),其中的“典”字应该是“兴”(“典”字与“兴”字的繁体形式“興”酷似,想不混误都难)。还是这句引言,当其出现于罗先生的序文时,文字和标点都出现了亏损,成为:“诸佛典皆在天竺”。(p.2)又比如,鸠摩罗什《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一文中有一句名言(即前文曾经出现过的“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句话在《翻译论集》修订本中频频出现,可其中的“呕哕”都无一例外地拼成了“呕秽”(如pp.3、34、48、118等)。以上所举相关错误,在罗新璋先生所编《古文大略》中其实都已得到纠正。如果说上述错讹还比较“统一”,《翻译论集》修订本在标点断句方面则还存在前后不一和里外不同等情况,以梁启超先生所著《佛典之翻译》一文为例,书中p.105和p.113的记述便互有出入,而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印《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有关部分也多有扞格。说到“校正简括”,还有一点也值得《翻译论集》再修订时考虑,那就是在必要地方最好对引言出入予以说明或注解,比如,书中共节引《法句经序》至少三次,可支谦的“正本”和钱钟书及胡适的转引各不(尽)相同,让读者多少有些莫知所从。
常言道:看人翻译不觉难。其实,评论他人所编翻译文集也是如此。上述文字在首肯《翻译论集》修订本成绩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说三道四”,这自然是“爱之殷”使然。既然第一版便玉器已成型,总希望它能修订得更好及至最好。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叫我们去做相关选编工作,也许连他人的十分之一都还做不到呢。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翻译研究所
《翻译论集》修订本
罗新璋、陈应年编,商务印书馆,2009
《翻译论集》是一部翻译史料集,内收汉末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约1700年间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大约80万字。或许正是有着“纵跨千余年,汇集百家言”之恢弘,《翻译论集》早已成为我国译学界的“枕边书”、“必读书”,甚至是“圣经”。
《翻译论集》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1万册。因为“需索甚殷”,编者“早拟重印”。事实上,相关人员1991、1994和1998年曾数次提出重版,“碍于标点不当及误字须改等因,延滞多年”;直到2002年,出版社表示可重排重印,这才有了2009年9月的《翻译论集》(修订本)。
《翻译论集》一书的封面题字,取自怀仁所集王羲之《圣教序》,其中,“翻译”二字的书写很特别:“翻”字少了一撇,而“译”字又多出一撇。对此,罗新璋先生别有新解:“(这)无意中点破了译事的玄机:翻译必然有得有失”。翻译有得有失,《翻译论集》的修订又何尝不是如此。下即谈谈与第一版比较而言,《翻译论集》修订本都有哪些改进,又还存在着哪些不足。
《翻译论集》(修订本)到手,一眼即可看出多了一位编者——“陈应年”先生。其实,《翻译论集》第一版《例言》中早有“伏笔”:“本书由罗新璋编篡,陈应年同志亦力主其事,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而在近文《须臾 浮生》中,罗先生又续有“交代”:“这本书虽主要由我编纂,但陈应年当年力主其事,且自始至终参与编选工作,故而在新版上一起署名主编,也是感念老友昔日发想作成之意。”根据罗先生的记述可以推测,当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发想”、“(亦)力主其事”和“自始至终参与编选”,《翻译论集》是否会“作成”,亦未可知。难怪罗先生要感慨:“人生是什么?不就是众多偶然!”其实,最不应该忘记陈先生的也许还是我辈读者,没有他,我们也许就没有机会读着《翻译论集》而成长了。
比较前后两版“目次”,发现《翻译论集》修订本在内容上有了一定的调整。编者谓之“略有增删”,实际增文30篇,删减6篇。增加主要见诸古代部分,共添文20篇,其中6文为“研究与资料”;删减主要体现在林纾先生身上,共剔除4文。因为删的少而增的多,所以修订本的篇幅从原来的1047页扩充到1148页。《翻译论集》第一版面世后,商务印书馆曾以编辑部名义登门拜访吕叔湘、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季羡林等名家。关于古代部分,钱先生认为:“主要的都已收录,即使有遗漏,亦无关紧要。”情况既如此,修订中为何还要对“古代部分”大幅度“扩容”呢(第一版该部分统共收文30篇)?在我们看来,这大概是新增内容既不易得见而又比较精贵之故吧。情况是否如此,不妨先来看看新增文献的篇名:原始译论新增《僧伽罗刹集经后记》(阙名)、《中序论》(僧睿)、《注维摩诘经序》(僧肇)、《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僧祐)、《传译论赞》(慧皎)、《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慧恺)、《大唐西域记序·赞》(玄奘 辩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译颂》(玄奘)、《异部宗轮论译颂》(玄奘)、《〈般若心经〉译文对照》(罗什与玄奘译文)、《译经篇总论》(赞宁)及《义净传系辞》(赞宁);研究与资料新增《佛典之翻译》(梁启超)、《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陈寅恪)、《论佛典翻译文学》(周一良)、《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马祖毅)及《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书上的贡献》(杨廷福)。我们说以上新增之物“不易得见”,主要是指原始文论部分,新增内容确实不见于其他译论史文献;我们说新增文献“比较精贵”,所指有二:一是常见的重要佛经翻译思想(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罗什的“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种不翻”,赞宁的“六例”等)初版《翻译论集》即已收入囊中,新增文论因此不能称举足轻重了;二是新增文献中某些篇章明显具有填补空白之作用(如玄奘之文字)或者在实践中被证明为钜观之作者(如“研究与资料”新增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修订本不仅内容上有变化,文章排列顺序上也有微调(如道安的《道行经序》由原来的第一项移至第二项),篇名也偶有所变(如将《三法度序》更为《三法度经序》以及将《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之余》更为《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节要》)。以上“调整”和“纫箴补缀”(罗新璋语)也许是《翻译论集》修订中最看得见摸得着而又最可圈可点之处。
说过封面与目录上的变化,接下来看看《翻译论集》(修订本)正文在文字、标点和注释等方面所做的改进。《翻译论集》在《例言》里曾经申明:“本书文字,均以原书原刊为依据,一般异文不作校勘。”估计是编者后来发现“不作校勘”的《翻译论集》终究存在瑕疵,所以修订时才要说:“现趁全书重排之机,篇目略作增删,并期消灭错讹,以副读者厚望。”据我们抽样核对,修订本确消除了部分文字和标点讹谬,比如将“《义疏》”改正为“《周礼义疏》”(p.1),将“是以自偈”更正为“是以自竭”(p.2),将“《拟设翻译书院议》”还原为“《拟设繙译书院议》”(p.5),将“安侯、世高”纠正为“安侯世高”(p.22),等等。不仅如此,修订本还增加了少许注释,比如,该书序言(即《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对于这一说法,作者在修订时增加了脚注如下:“此说不确,语欠缜密。正炳生先生曾著文指出:‘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不是始于汉以后的佛经翻译,而是始于先秦时期的诗歌翻译’,纪元前刘向《说苑·善说》篇已引录《越人歌》,详见《关于我国最早用文字记载的翻译》1984年6期。”不长的一个注,其所折射的却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读来让人感佩。又比如,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在第一版《翻译论集》中没有任何注解,修订本中却既给出了相关术语的梵文又附加了汉语解释,实属难得。
如果说《翻译论集》修订本有“失”(也就是美中不足),第一点也许是它缺少一篇较为详细的修订说明。从前文看,《翻译论集》在修订中其实动了不少东西,可相关说明文字仅有寥寥几行,而且被置于“例言”(内容与第一版同)之后,看上去俨然一则小小的“补白”。由于说明太过简单,部分读者(特别是拥有《翻译论集》的老读者)不免生出疑问来。比如,内容增删中为何要如此厚古而薄今?是“近世”、“近代”、“现代”和“当代”所收文章数量已然可观,还是那几个时代已无优秀文章可选?又比如,陈应年先生在2001年所写《推荐罗新璋编〈翻译论集〉》一文中曾说:“编者不因范围之广,而降低要求,如近代的林纾部分,编者利用原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藏书之便,选载了19篇译者的序言,使读者对林纾的翻译思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下可好,有陈先生参与的修订工作中却一股脑儿砍去了其中4篇。在上述同一文章中,陈先生还曾说:“我想编者若能把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赵景深等人关于信与顺的讨论引起争论的有关文章公诸于众,可供后人深入研究,则更完善了。”对于这一建议,修订本并没有采纳。倒不是说相关增删和取舍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有个说明什么的,读者对相关究竟便会“一目了然”。值得庆幸的是,罗新璋先生最近写成《须臾 浮生》一文,其中对《翻译论集》及其修订本背后的“故事”多有“揭秘”,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知情权”。
刚才提到文章增删的问题,这其实涉及《翻译论集》修订本的收文标准。当年与《翻译论集》同时推出的翻译文论集有四、五册,可在许国璋先生看来,还是《翻译论集》“编得最好”,原因有二:“一是第一次收了古代译论,二是辑录了金岳霖《知识论》里‘论翻译’一节。”从这一评论来看,读者对相关收录特色和标准终究是比较看重甚至是比较在乎的。由于各种原因,要制定出一个众皆认可的标准估计并不现实,但给出一个大致的或者“我行我素”的准则总是可以的。现在看来,《翻译论集》修订本在文章选择上确还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许国璋先生刚才提到《翻译论集》之“古代部分”,该部分在本次修订中一下子新添了二十文,这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在我们看来,其中少许文章并没有必要勉强纳入,《〈般若心经〉译文对照》一文可作如是观,因为它一点“论”的成分也没有。与此同时,朱志瑜和朱晓农所编《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一书中的不少新篇倒是可以甚至应该借鉴。又比如,罗新璋先生自己说过,当年编写《翻译论集》时曾遭遇过“万事开头难”,而在迷宫中给他一根阿里雅德涅(Ariadne)之线的,是罗根泽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佛经翻译论》一章。情况既然如此,修订本在相关“研究与资料”下收入罗教授的大作便合乎情理了,因为这样做,译界后生也许同样可以“从中查进去,刨根究底,旁及其他”。在同类性质文章的收录上,修订本似乎又有厚此薄彼之虞,比如,它新增了王国维先生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这自是弥补了遗珠之憾,因为该文是“近代翻译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尤不可忽略”(王元化语)。不过,将同样探讨术语翻译的《论翻译名义》(章士钊)、《论译名》(胡以鲁)及《论译名》(朱自清)等文章拒之于修订本以外,这就让读者多少有点费解了,毕竟它们也是重要文献,在翻译史上都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影响。关于文章选录,《翻译论集》修订本还有着本末倒置之嫌,比如,它保留了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而未(一并)收录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十种通称》“婆伽婆”条下有关文字。编者选录周氏序,其主要用意是间接引出玄奘的“五种不翻”思想,而这一思想首先见于法云所著《翻译名义集》正文之中,周序不过转述而已,文字还颇为随意。此外,《翻译论集》修订本在收文时还没能做到与时俱进,《林纾的翻译》一文当为显例。大家知道,钱钟书先生后来对《林纾的翻译》一文进行过修订,文字及提法上皆有较大变化,比如,“最高标准”易作了“最高理想”,“精神姿致”换成了“精魂”,等等。对此,罗新璋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钱钟书的译艺谈》一文中还曾专门论及。当年出版《翻译论集》时,没有及时采用最新版本也许无可厚非,但那多年后对整个文集作全面修订时仍未能“吐故纳新”,似乎有些难辞其咎了。
《翻译论集》修订本的第三个不足是“校正检括”尚需继续努力。该书问世后,罗先生在《须臾 浮生》一文中曾有“怨言”:“好不容易,出一新版,应力求其完美,但抽改样却未允我校读,留下了若干本可消灭的错字和不足。至为遗憾。”《翻译论集》经过数年的“折腾”才得以有机会修订,而修订中又花去那多心血与工夫(初版系铅印,今用电脑,得全部重排),“好不容易”名副其实。罗新璋先生素来有“傅译传人”之称,而大家知道,傅雷在翻译中从来追求完美。仅此,罗先生要修订《翻译论集》,不消说也会希望它尽量完美无缺了。不过,好多事情就是蹊跷,罗先生居然“未允校读”“抽改样”。罗先生自己既承认修订本中尚有本可消灭的错字和不足若干,这里便不“连篇累牍”列举了,仅略举一二,以资旁证。比如,我国现存最早带有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法句经序》中的“又诸佛典,皆在天竺”一句(p.22),其中的“典”字应该是“兴”(“典”字与“兴”字的繁体形式“興”酷似,想不混误都难)。还是这句引言,当其出现于罗先生的序文时,文字和标点都出现了亏损,成为:“诸佛典皆在天竺”。(p.2)又比如,鸠摩罗什《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一文中有一句名言(即前文曾经出现过的“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句话在《翻译论集》修订本中频频出现,可其中的“呕哕”都无一例外地拼成了“呕秽”(如pp.3、34、48、118等)。以上所举相关错误,在罗新璋先生所编《古文大略》中其实都已得到纠正。如果说上述错讹还比较“统一”,《翻译论集》修订本在标点断句方面则还存在前后不一和里外不同等情况,以梁启超先生所著《佛典之翻译》一文为例,书中p.105和p.113的记述便互有出入,而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印《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有关部分也多有扞格。说到“校正简括”,还有一点也值得《翻译论集》再修订时考虑,那就是在必要地方最好对引言出入予以说明或注解,比如,书中共节引《法句经序》至少三次,可支谦的“正本”和钱钟书及胡适的转引各不(尽)相同,让读者多少有些莫知所从。
常言道:看人翻译不觉难。其实,评论他人所编翻译文集也是如此。上述文字在首肯《翻译论集》修订本成绩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说三道四”,这自然是“爱之殷”使然。既然第一版便玉器已成型,总希望它能修订得更好及至最好。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叫我们去做相关选编工作,也许连他人的十分之一都还做不到呢。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翻译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