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世纪初诗歌”概念的出现，使中国新诗进入到一个“过渡阶段”。而这种过渡性的产生，除了与“世纪初诗歌”本身的近距离和暂时性有关，关键还与其萌生了哪些艺术新质密切相关。因此，在正视这一概念之后，选取关键词的方式进行理论述析，就成为研讨这一时期诗歌现象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接续以往历史和指向未来的方式为基本前提，主要研讨了这一阶段诗歌的四个热点话题，从而在澄清问题的过程中，填补这一阶段诗歌并不苍白的历史。 全文查看链接 　　新诗经典的形成和确立当然是一个“永远历史化”的过程，只不过，这样过程在确定之后，新诗经典总会与“当代”特别是“当下”之类的时间概念形成某种张力。当代新诗在历经80年代难以想象的历史繁荣之后，在90年代迅速走向了消歇，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让一些人无法接受，但是，无论是诗歌写作“个人化”的出现，还是文化语境和阅读旨趣不断将诗歌写作分裂成一个又一个狭窄的空间，当代诗歌无法成为引领文化时尚并在可以对抗时代的基础上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却不折不扣的成为“昨日黄花”。这样，对于共同承担世纪之交文学经典的新诗经典而言，在没有诸如“红色经典”这样的独特称谓之后，新诗经典所承担或曰能够承担的事实，即为如何从历史和艺术、阅读与接受之间提取可以与当前诗歌生存境况的可能。 全文查看链接 　　对“诗歌道德伦理”的探讨，由于伦理道德外在的不可依靠性，决定了这种探讨只能从诗歌自身的功能和实践性的影响上进行探讨。作为一种通过诗歌艺术自身而透射出来的伦理意识，“诗歌道德伦理”当然不能仅仅通过宣言的方式重复所谓伦理的命题，或者就是以语言的方式宣布自己是一个伦理者、底层者；“诗歌道德伦理”必须要通过自我发现达到道德伦理层面并进而在捍卫道德伦理的过程中，完成诗人与诗歌本身的心灵净化。当然，对于当代诗歌最终转向了一种“道德批评”，传统视野、语言视野以及认知和批评中的心理机制，又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正如诗歌的道德伦理自身就隐含了意识形态功能那样，所谓诗歌的“底层写作”本身也从不缺乏道德的功能。只不过，“底层”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划分，往往带有过于明显的对抗意味，仿佛在“底层”之外有一个需要颠覆的中层或者高层，是以，将“道德伦理”作为一种融合多元文化意识之后的提法，本身也带有某种提升的意味。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