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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制减刑的刑法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第二款：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刑法修正案（八）第七十八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第三款：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二、限制减刑制度的意义
（一）弥补生死刑断层，保证罪行均衡
我国刑罚体系生刑与死刑处罚结果悬殊。刑罚阶梯是刑罚因其严厉性程度排列而策划你贡献的序列性层次，它的有效配置是实现罪行均衡，保障刑法功能的立法前提。从静态的刑罚配置来看，我国刑罚体系（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厉程度在衔接上是妥当的，但是从动态来看，即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减刑，假释的不恰当运用，则破坏了这种严厉程度依次衔接的刑罚体系。死缓，无期徒刑在多次减刑或假释的情况下，实际执行的刑期比较短，严厉程度与有期徒刑交叉。以一组数据为例，据陈兴良教授统计，在我国刑法中，死缓相当于有期徒刑14年以上24年以下，一般关押在18年左右。无期徒刑相当于有期徒刑12年以上22年以下，一般实际关押15年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生刑与死刑虽然严厉程度依次衔接，但实际结果却是“生死两重天”。限制减刑权的运用，使得严重犯罪区别于普通犯罪，严格执行判决性，排除不当减刑造成的处刑过轻情况。这也是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的。
（二）限制或减少死刑适用
生刑过轻，死刑过重，中间衔接断裂，造成了对于死刑适用的无奈依赖。废除死刑讨论了许多年，我国也是在限制死刑的适用。但是在事实上，特别是对严重犯罪，适用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是合法的，但是民意却不同意，强烈呼吁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我们的生死刑刑阶悬殊有很大关系。对于严重的犯罪，适用最重的生刑也不能与其严重后果相适应，群众出于朴素的正义以及自身安全的考虑当然是不答应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只有选择死刑立即执行。如果生刑的刑期提高或者有可能是真正服刑为无期徒刑的话，民意未必坚决要求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说：“欲望促成人的健忘，……死刑所给予的印象是取代不了它的。”“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较长的苦役或者终身的监禁与死刑具有同样的威慑力和严厉程度，同时可以克服死刑的弊端。限制死刑制度保证较长的刑期，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为死刑的逐步退出提供了一条可以试探的道路。
（三）对当时人双方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整合与维护
第一、对犯罪人生命权的尊重。随着社会进步及观念的转变，对生命的重视会越来越明显。法国等西方国家在刑法典就规定了对于虐待动物的罪名。乃称之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权更是珍贵。刑罚的目的仅是能够达到剥夺行为人再犯可能性为止，而不是使其丧失一切乃至生命。长期徒刑也即西方所说监禁刑，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刑罚目的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对被害方精神及物质利益的同时弥补成为可能
在生刑死刑悬殊的情况下，对于判处犯罪人死刑或生刑都是难以使得各方信服的。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实现有赖于犯罪人生前的经济状况及负有赔偿义务的亲属对于判决的态度。很多时候被害方为了得到死刑立即执行的公平结果，拒绝任何判处应得的赔偿。判处生刑的情况下，被害人精神难以得到慰藉，上诉或者申诉甚至采取其他极端措施。在对犯罪人执行长期徒刑，双方的合理利益得到平衡，被害人一方可以通过犯罪人服役期间的劳动得到赔偿。当然，这有赖于监狱制度改革，监狱对于犯罪人无偿劳动果实适当作为对被害方的赔偿。
三、对限制死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不尽人意的地方，作为一项新制度，也可能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限制死刑制度，修正案（八）对它的规定不是很多。对于这样一项具有推进刑法理念的制度，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思考。
（一）贪污受贿案件要不要适用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贪污腐败案件也比以往增多，数额增大。对于此类案件，社会呼声很高，对贪污腐败是深恶痛绝。对于刑法对其处罚，当前依然保留了死刑。《刑法》383条规定“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由此看出，贪污腐败案件通过减刑或假释制度最终执行的刑期是偏低的。此外，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这也是不符合适用刑法的平等性的。限制减刑制度应该对其进行规定。提高严重贪腐案件的服刑刑期。
（二）限制减刑制度适用条件过于笼统
刑法修正案（八）仅规定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一方面靠法官的法律素养及内心判断，极不具有可靠性，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滥用，给“司法寻租”提供机会，此外，当事人对于这种判决的没有明确法律依据而上诉、申诉等。虽然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并没有涉及细化犯罪情节等情况。司法解释应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限制减刑的标准，以区别于一般减刑和死刑的规定。即使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判决书的说理要透彻，而不是笼统带过，这样，才能为限制减刑的适用情形有别于一般减刑及死刑提供依据。正确适用刑罚，减少不合适或错误裁判。
（三）对监狱管理制度的挑战
最低20年或25年有期徒刑，时间之长，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快，如何让服刑人在改造后重返社会，并适应社会，这是一个问题。无论是从服刑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谋生技能上，怎样的制度设计可以保持他们在相对封闭的地方保持与外界同步，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被判处更长时间刑期或者终身监禁，服刑人的整个价值观念能否颠覆，能否服从管理，怎样的心态应对劳动，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再者，监狱管理的成本支出增大，需要更多场所，狱政人员。监獄部门如何维持运转？
通过对挪威和英国狱政管理制度的考证，不难看出他们在监狱管理方面的人性化一面，注重犯罪人回归社会后的生活及危险情况。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狱政管理理念，对制度设计和管理体现人性化。对于长期的徒刑，对犯人体现关怀，也是促进其改造的动力。比如让犯人劳动的同时，根据自己情况自主安排自己生活，制定规划，可以带动其改造积极性。对表现好的进行奖励，比如给亲人通话，可以唤起他们对生活的期待。将犯罪人回归社会作为狱政工作的标。通过犯罪人与外界适当保持联系，可以保证他们与社会的沟通。这些有益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
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第二款：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刑法修正案（八）第七十八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第三款：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二、限制减刑制度的意义
（一）弥补生死刑断层，保证罪行均衡
我国刑罚体系生刑与死刑处罚结果悬殊。刑罚阶梯是刑罚因其严厉性程度排列而策划你贡献的序列性层次，它的有效配置是实现罪行均衡，保障刑法功能的立法前提。从静态的刑罚配置来看，我国刑罚体系（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严厉程度在衔接上是妥当的，但是从动态来看，即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减刑，假释的不恰当运用，则破坏了这种严厉程度依次衔接的刑罚体系。死缓，无期徒刑在多次减刑或假释的情况下，实际执行的刑期比较短，严厉程度与有期徒刑交叉。以一组数据为例，据陈兴良教授统计，在我国刑法中，死缓相当于有期徒刑14年以上24年以下，一般关押在18年左右。无期徒刑相当于有期徒刑12年以上22年以下，一般实际关押15年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生刑与死刑虽然严厉程度依次衔接，但实际结果却是“生死两重天”。限制减刑权的运用，使得严重犯罪区别于普通犯罪，严格执行判决性，排除不当减刑造成的处刑过轻情况。这也是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的。
（二）限制或减少死刑适用
生刑过轻，死刑过重，中间衔接断裂，造成了对于死刑适用的无奈依赖。废除死刑讨论了许多年，我国也是在限制死刑的适用。但是在事实上，特别是对严重犯罪，适用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是合法的，但是民意却不同意，强烈呼吁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我们的生死刑刑阶悬殊有很大关系。对于严重的犯罪，适用最重的生刑也不能与其严重后果相适应，群众出于朴素的正义以及自身安全的考虑当然是不答应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只有选择死刑立即执行。如果生刑的刑期提高或者有可能是真正服刑为无期徒刑的话，民意未必坚决要求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说：“欲望促成人的健忘，……死刑所给予的印象是取代不了它的。”“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较长的苦役或者终身的监禁与死刑具有同样的威慑力和严厉程度，同时可以克服死刑的弊端。限制死刑制度保证较长的刑期，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为死刑的逐步退出提供了一条可以试探的道路。
（三）对当时人双方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整合与维护
第一、对犯罪人生命权的尊重。随着社会进步及观念的转变，对生命的重视会越来越明显。法国等西方国家在刑法典就规定了对于虐待动物的罪名。乃称之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权更是珍贵。刑罚的目的仅是能够达到剥夺行为人再犯可能性为止，而不是使其丧失一切乃至生命。长期徒刑也即西方所说监禁刑，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刑罚目的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对被害方精神及物质利益的同时弥补成为可能
在生刑死刑悬殊的情况下，对于判处犯罪人死刑或生刑都是难以使得各方信服的。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实现有赖于犯罪人生前的经济状况及负有赔偿义务的亲属对于判决的态度。很多时候被害方为了得到死刑立即执行的公平结果，拒绝任何判处应得的赔偿。判处生刑的情况下，被害人精神难以得到慰藉，上诉或者申诉甚至采取其他极端措施。在对犯罪人执行长期徒刑，双方的合理利益得到平衡，被害人一方可以通过犯罪人服役期间的劳动得到赔偿。当然，这有赖于监狱制度改革，监狱对于犯罪人无偿劳动果实适当作为对被害方的赔偿。
三、对限制死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不尽人意的地方，作为一项新制度，也可能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限制死刑制度，修正案（八）对它的规定不是很多。对于这样一项具有推进刑法理念的制度，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思考。
（一）贪污受贿案件要不要适用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贪污腐败案件也比以往增多，数额增大。对于此类案件，社会呼声很高，对贪污腐败是深恶痛绝。对于刑法对其处罚，当前依然保留了死刑。《刑法》383条规定“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由此看出，贪污腐败案件通过减刑或假释制度最终执行的刑期是偏低的。此外，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这也是不符合适用刑法的平等性的。限制减刑制度应该对其进行规定。提高严重贪腐案件的服刑刑期。
（二）限制减刑制度适用条件过于笼统
刑法修正案（八）仅规定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一方面靠法官的法律素养及内心判断，极不具有可靠性，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滥用，给“司法寻租”提供机会，此外，当事人对于这种判决的没有明确法律依据而上诉、申诉等。虽然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并没有涉及细化犯罪情节等情况。司法解释应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限制减刑的标准，以区别于一般减刑和死刑的规定。即使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判决书的说理要透彻，而不是笼统带过，这样，才能为限制减刑的适用情形有别于一般减刑及死刑提供依据。正确适用刑罚，减少不合适或错误裁判。
（三）对监狱管理制度的挑战
最低20年或25年有期徒刑，时间之长，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快，如何让服刑人在改造后重返社会，并适应社会，这是一个问题。无论是从服刑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谋生技能上，怎样的制度设计可以保持他们在相对封闭的地方保持与外界同步，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被判处更长时间刑期或者终身监禁，服刑人的整个价值观念能否颠覆，能否服从管理，怎样的心态应对劳动，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再者，监狱管理的成本支出增大，需要更多场所，狱政人员。监獄部门如何维持运转？
通过对挪威和英国狱政管理制度的考证，不难看出他们在监狱管理方面的人性化一面，注重犯罪人回归社会后的生活及危险情况。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狱政管理理念，对制度设计和管理体现人性化。对于长期的徒刑，对犯人体现关怀，也是促进其改造的动力。比如让犯人劳动的同时，根据自己情况自主安排自己生活，制定规划，可以带动其改造积极性。对表现好的进行奖励，比如给亲人通话，可以唤起他们对生活的期待。将犯罪人回归社会作为狱政工作的标。通过犯罪人与外界适当保持联系，可以保证他们与社会的沟通。这些有益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